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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
《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裡，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
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she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麼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里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麼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裡吃飯。去時，只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裡，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只是出於恫嚇，原來不得而知。
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
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
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
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
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而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託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麼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只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贗品”，儘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
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裡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准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台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裡面，用到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複寫紙，一支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麼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複寫，於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支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麼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麼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周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裡，沈鳳喜、關秀站以及沈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裡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
《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裡，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
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she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麼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里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麼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裡吃飯。去時，只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裡，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只是出於恫嚇，原來不得而知。
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
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
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
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
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而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託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麼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只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贗品”，儘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
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裡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准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台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裡面，用到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複寫紙，一支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麼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複寫，於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支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麼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麼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周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裡，沈鳳喜、關秀站以及沈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裡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