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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淒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席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若干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
《啼笑因緣》
1925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
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裡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人，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裡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搶人的一幕。借這條線索，有理由的發展，刻畫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係；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係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複雜越曲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由於太複雜曲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於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1929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麼“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像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家”執筆。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幾位名家，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於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麼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困難，南方人嚮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遊”。
南方名家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一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
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
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
《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極一時，決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於神話，迷離倘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
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席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若干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
《啼笑因緣》
1925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
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裡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人，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裡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搶人的一幕。借這條線索，有理由的發展，刻畫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係；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係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複雜越曲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由於太複雜曲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於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1929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麼“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像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家”執筆。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幾位名家，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於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麼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困難，南方人嚮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遊”。
南方名家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一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
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
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
《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極一時，決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於神話，迷離倘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
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