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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
抗戰結束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準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風。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困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像能力更遠非昔比。只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1950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聽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捲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家中人口眾多，嗷嗷待哺。他又氣又急，所以得了病。後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只是水準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他見著心中不安，於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秋江》、《白蛇傳》、《孟姜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儘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彙，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
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
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
我於惋借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裡，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如《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麼乾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麼劍拔弩張。
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儘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cháo》，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面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cháo》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麼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
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麼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畫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丑低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
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麼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jì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牴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
《金粉世家》
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1932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斗角，如何驕奢yín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金”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閒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麼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抗戰結束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準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風。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困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像能力更遠非昔比。只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1950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聽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捲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家中人口眾多，嗷嗷待哺。他又氣又急，所以得了病。後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只是水準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他見著心中不安，於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秋江》、《白蛇傳》、《孟姜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儘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彙，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
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
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
我於惋借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裡，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如《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麼乾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麼劍拔弩張。
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儘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cháo》，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面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cháo》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麼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
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麼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畫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丑低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
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麼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jì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牴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
《金粉世家》
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1932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斗角，如何驕奢yín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金”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閒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麼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