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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客觀上他是南北馳名，約他寫小說的報社函電交至；主觀上卻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寫小說就一天不痛快。他以驚人的速度，分別同時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長篇，有：《北京新晨報》的《滿城風雨》，《劍膽琴心》（後在《南京晚報》
重刊，改名《世外群龍傳》），《水滸別傳》，《歡喜冤家》（後改名《天河配》）；《北平朝報》的《雞犬神仙》；北平真光電影院畫報的《銀漢雙星》；瀋陽《新民晚報》的《春明新史》，《黃金時代》（後在《旅行雜誌》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雜誌》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滬通車》；《申報》的《小西天》，《換巢鸞鳳》；上海《晶報》的《錦片前程》；《太原日報》和《南京晚報》同時連載的《過渡時代》；南京《新民報》的《舊時京華》，《武漢日報》的《屠沽列傳》等篇。
上海世界書局出於“生意經”，願意多出稿費，請他寫小說，而以不經報紙刊載為條件。他接受了這個條件，寫了三部。《滿江紅》，《落霞孤鶩》，《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辦《立報》，創刊時約他去編副刊《花果山》，兼寫長篇連載，題名《藝術之宮》。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後一篇。
1924年到1935年，這十一二年間，是他寫作的黃金時期。年齡從二十九歲到四十歲，正是年富力強，想像能力非常發達。所有小說，主要矛頭都是指向封建主義。
特別譴責那些統治階級——軍閥與官僚，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鳴不平。從《春明外史》起，到《藝術之官》止，都是這個基調。在《夜深沉》的序言裡，他說：“這裡所寫，就是軍閥財間以及有錢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憑著幾個錢，來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寫些趕馬車的、皮鞋匠以及說戲的，為著挽救一個賣唱女子，受盡了那些軍閥財閥的氣。”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筆調，寫他觀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夠那麼娓娓動人。也有人說：他的小說，果然揭露了一些問題，只是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某些篇的結局，呈現一片迷惘狀態，是很不足取的。這種批評，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點和不足。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處於“五四”運動的初期，新思cháo開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樣一位作家，站在勞昔大眾一邊，為之呼籲，引起讀者的共鳴，肯定他的進步意義，承認他的作品是於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保衛家園，敵汽同仇，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she日”為隱語。其後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禦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1936年後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後，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採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著，家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仿煌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家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劃，說給他聽。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1936年4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後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只是提綱挈領的大事，才向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
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進逼南京。11月，《南京人報》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先後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1938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復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種困難，願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
於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後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衝鋒》（後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申報》的《游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萬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所以寧願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讎、毀家纖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後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裡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向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度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滾油鍋里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驚，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後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後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後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誌》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後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只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於；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幾年之後，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離之苦；其次是，身體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復原；其三是，由於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
重刊，改名《世外群龍傳》），《水滸別傳》，《歡喜冤家》（後改名《天河配》）；《北平朝報》的《雞犬神仙》；北平真光電影院畫報的《銀漢雙星》；瀋陽《新民晚報》的《春明新史》，《黃金時代》（後在《旅行雜誌》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雜誌》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滬通車》；《申報》的《小西天》，《換巢鸞鳳》；上海《晶報》的《錦片前程》；《太原日報》和《南京晚報》同時連載的《過渡時代》；南京《新民報》的《舊時京華》，《武漢日報》的《屠沽列傳》等篇。
上海世界書局出於“生意經”，願意多出稿費，請他寫小說，而以不經報紙刊載為條件。他接受了這個條件，寫了三部。《滿江紅》，《落霞孤鶩》，《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辦《立報》，創刊時約他去編副刊《花果山》，兼寫長篇連載，題名《藝術之宮》。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後一篇。
1924年到1935年，這十一二年間，是他寫作的黃金時期。年齡從二十九歲到四十歲，正是年富力強，想像能力非常發達。所有小說，主要矛頭都是指向封建主義。
特別譴責那些統治階級——軍閥與官僚，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鳴不平。從《春明外史》起，到《藝術之官》止，都是這個基調。在《夜深沉》的序言裡，他說：“這裡所寫，就是軍閥財間以及有錢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憑著幾個錢，來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寫些趕馬車的、皮鞋匠以及說戲的，為著挽救一個賣唱女子，受盡了那些軍閥財閥的氣。”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筆調，寫他觀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夠那麼娓娓動人。也有人說：他的小說，果然揭露了一些問題，只是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某些篇的結局，呈現一片迷惘狀態，是很不足取的。這種批評，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點和不足。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處於“五四”運動的初期，新思cháo開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樣一位作家，站在勞昔大眾一邊，為之呼籲，引起讀者的共鳴，肯定他的進步意義，承認他的作品是於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保衛家園，敵汽同仇，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she日”為隱語。其後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禦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1936年後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後，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採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著，家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仿煌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家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劃，說給他聽。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1936年4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後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只是提綱挈領的大事，才向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
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進逼南京。11月，《南京人報》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先後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1938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復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種困難，願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
於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後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衝鋒》（後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申報》的《游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萬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所以寧願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讎、毀家纖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後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裡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向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度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滾油鍋里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驚，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後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後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後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誌》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後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只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於；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幾年之後，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離之苦；其次是，身體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復原；其三是，由於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