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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為皇權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黨錮之禍。也就是說，在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許任何人結黨的。但不准結黨，卻不能不准成家，甚至還得鼓勵。於是，一個家族如果世代為官又繁衍不息，他們就成了世家。當世家越來越多時，士族就獨立了。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於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為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只是作為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為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輒可以將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並無顧忌。因為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為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儘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裡；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麼，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於是玄學應運而生並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闢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於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於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士族成為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為官為宦。因此，為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現在，士族占領了上層建築，儒學卻丟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不亂？
當然如此。只不過，亂有亂的意義。
非病不可 中華文明早該大病一場。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態，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只有兩種：要麼一病不起，要麼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後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為我們能夠通過大動盪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後產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盪。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盪的結果，是產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盪的結果，則是產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於春秋，南北朝相當於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盪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面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面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周的差錯在制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國以後，誕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晉南北朝以後，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儘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並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係更是好到十分隨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著他的肚子說：這裡面都有些什麼？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後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面交涉。
王敦問：你為什麼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餘力嗎？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餘？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於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為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苟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面。
於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並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yín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後去見王敦。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衝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麼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為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於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為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只是作為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為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輒可以將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並無顧忌。因為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為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儘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裡；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麼，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於是玄學應運而生並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闢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於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於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士族成為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為官為宦。因此，為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現在，士族占領了上層建築，儒學卻丟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不亂？
當然如此。只不過，亂有亂的意義。
非病不可 中華文明早該大病一場。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態，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只有兩種：要麼一病不起，要麼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後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為我們能夠通過大動盪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後產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盪。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盪的結果，是產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盪的結果，則是產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於春秋，南北朝相當於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盪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面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面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周的差錯在制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國以後，誕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晉南北朝以後，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儘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並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係更是好到十分隨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著他的肚子說：這裡面都有些什麼？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後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面交涉。
王敦問：你為什麼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餘力嗎？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餘？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於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為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苟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面。
於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並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yín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後去見王敦。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衝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麼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為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