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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麼一些觀念作為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歷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請參看本中華史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因此要麼堅信不疑，要麼不予理睬，沒什麼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像，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只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裡，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麼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裡，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儘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裡的空氣很清新。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只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只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傢伙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麼都不會，只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並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制還是鼓勵。
至少，也是默許。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請參看本中華史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因此要麼堅信不疑，要麼不予理睬，沒什麼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像，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只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裡，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麼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裡，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儘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裡的空氣很清新。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只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只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傢伙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麼都不會，只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並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制還是鼓勵。
至少，也是默許。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