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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魏晉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給僧人兼清談家支道林兩隻鶴，支道林非常喜歡。為了留住它們，他剪掉了鶴翅的羽毛。有翅難飛的鶴低頭看著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喪。支道林感慨地說：既有凌雲之志，豈肯做人玩物？於是細心調養，讓鶴長好翅膀，任其飛翔。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為他自己也嚮往自由，這才能將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於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只會用於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徵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態度。
什麼理想？什麼態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只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徵。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甚至對自由產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為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為，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這裡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態。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態美，只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癮，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只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病？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咸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諸阮圍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墮落。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為他們並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著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只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態自由。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現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麼程度，病因又是什麼。
畸形的獨立 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國將領羯人石勒大破晉軍於苦縣（今河南鹿邑），晉軍將士十萬多人無一倖免，王公大臣也悉數被俘，包括他們的元帥。
元帥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膚非常之白，以至於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難區別。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說王衍跟眾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塊當中。
何況王衍的風度也極好，王戎所謂“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說的就是他，王導則說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為名士的標杆，人們一提起他幾乎都是讚不絕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後卻風骨全無。石勒問他晉軍為什麼會戰敗，他卻回答自己並不管事，還勸那胡人趁機稱帝。如此諉過於人又賣身投靠，讓奴隸出身的石勒十分憤怒。他說：太尉名揚四海身居高位，怎麼能說沒有責任？我看破壞天下的罪魁禍首，正是您老人家！
結果，全身癱軟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過石勒倒也沒想殺他，因為王衍實在漂亮。猶豫再三之後，心存惻隱的石勒問部下：本將縱橫天下，從沒見過這麼有風采的，能饒他一死不？
部下說：他又不會為我們賣命，留著有什麼用？
石勒說：那也不能動刀。
王衍終於沒能像庾亮和李勢妹那樣死裡逃生，他的漂亮只為自己換得了一種死法：在夜裡被推倒的牆砸死。臨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說：我等當年如能勤勞國事，不痴迷於清談，也不至於會有今天啊！
難怪桓溫認為，北方的淪陷此人要負責任。
很難說西晉的滅亡就該歸咎於王衍的空談誤國，實際上這個王朝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經該死。至少，恢復封建制度的司馬炎，釀成八王之亂的賈南風，還有他們在曹魏時期大搞陰謀詭計和宮廷政變的祖宗，也都是禍亂之源。
但王衍的兩面性，同樣毋庸置疑。
作為名士的標杆，王衍無疑是漂亮的。據說，山濤看見童年的他，曾驚訝地說：誰家女人，能生出這樣的孩子！王衍也是瀟灑的。由於痛恨老婆貪財，他發誓口中絕不提“錢”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錢把床圍起來。王衍的辦法則是喊了一聲：來人呀！把這些東西拿走！
不清高嗎？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實勢利。他的女兒原本嫁給了太子司馬遹為妃，司馬遹受賈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離婚。他擔任宰輔後，也不以國家安危為念，而是費盡心機為自己留後路，還自鳴得意地說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貪生怕死和賣國求榮，其實不足為奇。
看來追求真實的魏晉，也同時瀰漫著虛偽。或者準確地說，魏晉的時代特徵就是充滿矛盾：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沒錯，jú花與刀。
只不過在日本，jú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徵，魏晉則jú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淵明的東籬下，也在簡文帝的華林園，還在王敦和桓溫的軍營里。因為就連兩晉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並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確，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規範、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為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為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純正為高貴（魏晉士族）。
然而魏晉的士族，與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後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和職業標誌，士族卻相當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脈和傳統。由是之故，騎士離開軍團即為劍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晉之士如果出身寒門，或家道中落，那就什麼都不是。
於是士族的獨立，就無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
實際上從漢末起，士大夫階層就一直在尋求獨立。這固然因為要反對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最能維護文化價值的人。這是他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此當仁而不讓於皇帝。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為他自己也嚮往自由，這才能將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於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只會用於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徵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態度。
什麼理想？什麼態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只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徵。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甚至對自由產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為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為，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這裡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態。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態美，只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癮，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只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病？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咸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諸阮圍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墮落。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為他們並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著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只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態自由。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現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麼程度，病因又是什麼。
畸形的獨立 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國將領羯人石勒大破晉軍於苦縣（今河南鹿邑），晉軍將士十萬多人無一倖免，王公大臣也悉數被俘，包括他們的元帥。
元帥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膚非常之白，以至於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難區別。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說王衍跟眾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塊當中。
何況王衍的風度也極好，王戎所謂“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說的就是他，王導則說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為名士的標杆，人們一提起他幾乎都是讚不絕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後卻風骨全無。石勒問他晉軍為什麼會戰敗，他卻回答自己並不管事，還勸那胡人趁機稱帝。如此諉過於人又賣身投靠，讓奴隸出身的石勒十分憤怒。他說：太尉名揚四海身居高位，怎麼能說沒有責任？我看破壞天下的罪魁禍首，正是您老人家！
結果，全身癱軟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過石勒倒也沒想殺他，因為王衍實在漂亮。猶豫再三之後，心存惻隱的石勒問部下：本將縱橫天下，從沒見過這麼有風采的，能饒他一死不？
部下說：他又不會為我們賣命，留著有什麼用？
石勒說：那也不能動刀。
王衍終於沒能像庾亮和李勢妹那樣死裡逃生，他的漂亮只為自己換得了一種死法：在夜裡被推倒的牆砸死。臨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說：我等當年如能勤勞國事，不痴迷於清談，也不至於會有今天啊！
難怪桓溫認為，北方的淪陷此人要負責任。
很難說西晉的滅亡就該歸咎於王衍的空談誤國，實際上這個王朝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經該死。至少，恢復封建制度的司馬炎，釀成八王之亂的賈南風，還有他們在曹魏時期大搞陰謀詭計和宮廷政變的祖宗，也都是禍亂之源。
但王衍的兩面性，同樣毋庸置疑。
作為名士的標杆，王衍無疑是漂亮的。據說，山濤看見童年的他，曾驚訝地說：誰家女人，能生出這樣的孩子！王衍也是瀟灑的。由於痛恨老婆貪財，他發誓口中絕不提“錢”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錢把床圍起來。王衍的辦法則是喊了一聲：來人呀！把這些東西拿走！
不清高嗎？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實勢利。他的女兒原本嫁給了太子司馬遹為妃，司馬遹受賈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離婚。他擔任宰輔後，也不以國家安危為念，而是費盡心機為自己留後路，還自鳴得意地說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貪生怕死和賣國求榮，其實不足為奇。
看來追求真實的魏晉，也同時瀰漫著虛偽。或者準確地說，魏晉的時代特徵就是充滿矛盾：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沒錯，jú花與刀。
只不過在日本，jú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徵，魏晉則jú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淵明的東籬下，也在簡文帝的華林園，還在王敦和桓溫的軍營里。因為就連兩晉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並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確，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規範、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為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為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純正為高貴（魏晉士族）。
然而魏晉的士族，與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後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和職業標誌，士族卻相當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脈和傳統。由是之故，騎士離開軍團即為劍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晉之士如果出身寒門，或家道中落，那就什麼都不是。
於是士族的獨立，就無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
實際上從漢末起，士大夫階層就一直在尋求獨立。這固然因為要反對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最能維護文化價值的人。這是他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此當仁而不讓於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