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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說話一旦隨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讓人拍案叫絕的說法。比如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甚至叫板挑釁，武漢話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為抖擻，也可以理解為抖摟，還可以理解為振作（抖起精神）。不過，狠，是骨子裡的東西。如果都"抖"了出來，一眼讓人看穿，顯然是不智之舉。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虛張聲勢。如果對方比他還狠，他就會一邊開溜，一邊說："你等著，我回去叫我哥哥來！"
北京話當中形象生動的說法更多。比如說一個人不識抬舉，別的地方叫"給臉不要臉"，北京叫"給臉不兜著"。這"兜著"，就比"要"生動，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說你這傢伙平時就沒什麼人賞臉，好容易有人給了，還不趕緊兜著？又比如一個人行為乖張，就說他"吃錯藥了"；脾氣暴躁，就說他"吃槍藥了"；態度惡劣，就說他"吃了耗子藥"；無所畏懼，就說他"吃了豹子膽"；一點小事就興高采烈，則說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釀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況蜜蜂屎才多大一點？小甜頭麼！
上海人也愛說"吃"，比如吃牢（認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癟（壓服）、吃慌（著急）、吃酸（棘手）、吃排頭（挨訓）、吃生活（挨打）、吃夾檔（兩頭受氣）、吃馬屁（聽奉承話）、吃花功（受人迷惑）、吃賣相（只看外表），就連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也叫"吃紅燈"。紅燈是管制交通的，怎麼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紅燈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說些風話啦，做點小動作啦，嬉皮笑臉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投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
沒有人願意"吃官司"，也沒有人願意"食死貓"。"食死貓"是廣州話，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人不說"吃"，而說"食"。比如食谷種，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飯；食貓面，就是被申斥，相當於上海話的"吃排頭"；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最讓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飯"，意思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食拖鞋飯"和"吃豆腐"正好一對，都不怎麼體面，但前者更沒面子。
一個人，如果總是"食死貓"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運氣不好了。運氣在吳語中叫做額角頭，也叫額骨頭。額骨頭也就是額頭。運氣為什麼叫額頭呢？大約因為運氣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額頭。所以，一個人運氣好，在吳語中就叫"額骨頭高"或"額角頭高"，甚至直接就叫"額角頭"，比如"依今朝額角頭"，就是"你今天運氣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額骨頭最高的人是蘇小妹。蘇小妹據說是蘇東坡的妹妹，曾被蘇東坡作詩取笑說："腳踵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可見其額頭之高。小妹也不含糊，當即以老兄的長臉作答，道是"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也可見其臉面之長。看來兄妹二人都其貌不揚，一個"沖頭"，一個"馬臉"，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額骨頭最高的神則是壽星。誰都知道，壽星的額頭又大又高還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個"壽頭"。然而在上海，"壽頭"卻是罵人的話，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裡傻氣就叫"壽頭壽腦"，上了當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則叫"壽頭麻子"（也叫"壽頭碼子"、"壽頭模子"），而呆頭呆腦、土裡土氣、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壽"。這就奇怪，難道做壽星不好？原來此"壽頭"非彼"壽頭"。它不是壽星頭，而是豬頭。江南習俗，冬至之前，要買豬頭醃透風乾以備敬神之用，又尤以額頭皺紋如壽字者為上選，叫"壽字豬頭"，簡稱"壽頭"（請參看薛理勇《閒話上海》）。所以，壽頭的意思就是豬。顯然，誰要是做了壽頭，或被看作壽頭，旁邊便多半會有人在磨刀子了。
"壽頭"既然是豬，"沖頭"也跟著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負，不斬白不斬的"戇大"；而慫恿那些"壽頭壽腦"的傢伙衝鋒陷陣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漁利的行為，就叫"斬沖頭"。上海人一個個"門檻精來兮"，好容易逮住一個"壽頭"，豈有不狠狠"斬一記"之理？
真不知長著一個大沖頭的壽星老兒聽了會作何感想。
大約也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了。
三、搗糨糊，還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壽"，成都人則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兒（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頭傻腦）。傻為什麼是瓜呢？原來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去掉一個"傻"字，就成了"瓜"。
豬頭變壽頭，傻子變瓜兒，其實都是方言在"搗糨糊"。它總是在那裡指桑罵槐。其結果，是弄得我們連這三個字究竟是"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楊東平先生的隨筆集《最後的城牆》中就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我同意東平兄的意見，"倒江湖"也好，"搗糨糊"也好，都有點調侃，有點無奈。但"倒江湖"在調侃無奈的同時，畢竟還多少有點身手不凡、高深莫測的英雜氣，"搗糨糊"就純粹是調侃甚至嘲諷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騰、惹是生非、調皮搗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浪頭很大，貨色不怎麼樣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搗也是糨糊。搗得越起勁，就越可笑。再說，什麼不好搗，搗糨糊？所以，誰要是自稱"搗糨糊"，那他不是自謙，就是自嘲。
然而語言又是需要"搗糨糊"的。因為語言既不能"鬧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騰不起。要想生動活潑一點，也就只有"搗糨糊"。
北京人就最會"搗糨糊"。
北京人是語言天才。話語到了他們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貝利腳下一樣，怎麼玩怎麼轉。一個普普通通的詞，他們也能玩出花樣來。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詞，可北京人卻整出顛菜（走人）、來菜（好事來了）、出菜（出活、出產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著）、暈菜（暈頭轉向）一連串新詞兒出來。這可真是會做"菜"了。至於這些"菜"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曉得，所以是"搗糨糊"。
北京話當中形象生動的說法更多。比如說一個人不識抬舉，別的地方叫"給臉不要臉"，北京叫"給臉不兜著"。這"兜著"，就比"要"生動，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說你這傢伙平時就沒什麼人賞臉，好容易有人給了，還不趕緊兜著？又比如一個人行為乖張，就說他"吃錯藥了"；脾氣暴躁，就說他"吃槍藥了"；態度惡劣，就說他"吃了耗子藥"；無所畏懼，就說他"吃了豹子膽"；一點小事就興高采烈，則說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釀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況蜜蜂屎才多大一點？小甜頭麼！
上海人也愛說"吃"，比如吃牢（認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癟（壓服）、吃慌（著急）、吃酸（棘手）、吃排頭（挨訓）、吃生活（挨打）、吃夾檔（兩頭受氣）、吃馬屁（聽奉承話）、吃花功（受人迷惑）、吃賣相（只看外表），就連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也叫"吃紅燈"。紅燈是管制交通的，怎麼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紅燈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說些風話啦，做點小動作啦，嬉皮笑臉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投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
沒有人願意"吃官司"，也沒有人願意"食死貓"。"食死貓"是廣州話，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人不說"吃"，而說"食"。比如食谷種，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飯；食貓面，就是被申斥，相當於上海話的"吃排頭"；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最讓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飯"，意思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食拖鞋飯"和"吃豆腐"正好一對，都不怎麼體面，但前者更沒面子。
一個人，如果總是"食死貓"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運氣不好了。運氣在吳語中叫做額角頭，也叫額骨頭。額骨頭也就是額頭。運氣為什麼叫額頭呢？大約因為運氣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額頭。所以，一個人運氣好，在吳語中就叫"額骨頭高"或"額角頭高"，甚至直接就叫"額角頭"，比如"依今朝額角頭"，就是"你今天運氣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額骨頭最高的人是蘇小妹。蘇小妹據說是蘇東坡的妹妹，曾被蘇東坡作詩取笑說："腳踵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可見其額頭之高。小妹也不含糊，當即以老兄的長臉作答，道是"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也可見其臉面之長。看來兄妹二人都其貌不揚，一個"沖頭"，一個"馬臉"，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額骨頭最高的神則是壽星。誰都知道，壽星的額頭又大又高還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個"壽頭"。然而在上海，"壽頭"卻是罵人的話，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裡傻氣就叫"壽頭壽腦"，上了當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則叫"壽頭麻子"（也叫"壽頭碼子"、"壽頭模子"），而呆頭呆腦、土裡土氣、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壽"。這就奇怪，難道做壽星不好？原來此"壽頭"非彼"壽頭"。它不是壽星頭，而是豬頭。江南習俗，冬至之前，要買豬頭醃透風乾以備敬神之用，又尤以額頭皺紋如壽字者為上選，叫"壽字豬頭"，簡稱"壽頭"（請參看薛理勇《閒話上海》）。所以，壽頭的意思就是豬。顯然，誰要是做了壽頭，或被看作壽頭，旁邊便多半會有人在磨刀子了。
"壽頭"既然是豬，"沖頭"也跟著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負，不斬白不斬的"戇大"；而慫恿那些"壽頭壽腦"的傢伙衝鋒陷陣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漁利的行為，就叫"斬沖頭"。上海人一個個"門檻精來兮"，好容易逮住一個"壽頭"，豈有不狠狠"斬一記"之理？
真不知長著一個大沖頭的壽星老兒聽了會作何感想。
大約也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了。
三、搗糨糊，還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壽"，成都人則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兒（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頭傻腦）。傻為什麼是瓜呢？原來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去掉一個"傻"字，就成了"瓜"。
豬頭變壽頭，傻子變瓜兒，其實都是方言在"搗糨糊"。它總是在那裡指桑罵槐。其結果，是弄得我們連這三個字究竟是"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楊東平先生的隨筆集《最後的城牆》中就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我同意東平兄的意見，"倒江湖"也好，"搗糨糊"也好，都有點調侃，有點無奈。但"倒江湖"在調侃無奈的同時，畢竟還多少有點身手不凡、高深莫測的英雜氣，"搗糨糊"就純粹是調侃甚至嘲諷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騰、惹是生非、調皮搗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浪頭很大，貨色不怎麼樣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搗也是糨糊。搗得越起勁，就越可笑。再說，什麼不好搗，搗糨糊？所以，誰要是自稱"搗糨糊"，那他不是自謙，就是自嘲。
然而語言又是需要"搗糨糊"的。因為語言既不能"鬧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騰不起。要想生動活潑一點，也就只有"搗糨糊"。
北京人就最會"搗糨糊"。
北京人是語言天才。話語到了他們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貝利腳下一樣，怎麼玩怎麼轉。一個普普通通的詞，他們也能玩出花樣來。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詞，可北京人卻整出顛菜（走人）、來菜（好事來了）、出菜（出活、出產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著）、暈菜（暈頭轉向）一連串新詞兒出來。這可真是會做"菜"了。至於這些"菜"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曉得，所以是"搗糨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