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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舊社會）就是這樣。所有的人都在為別人做人，結果所有的人都沒有人權，就連“位極人臣”者甚至皇帝本人都無法例外。當然，不是說每個人在實際上都活得“豬狗不如”，而是說每個人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會淪為豬狗。
因此每個人都活得戰戰兢兢。皇帝害怕失去寶座，臣子害怕失去恩寵，顯貴害怕失去權勢，因為一旦失去，他們的境遇未必會比平民百姓好多少。
平民百姓當然更是賤若糙芥命如縷蟻。他們被稱作“糙民”，也就是可以隨便踐踏、蹂躪、踩上一腳的意思。“青天大老爺”一聲令下，就可以扒了他的褲子打屁股。如果膽敢抗爭、申辯、講道理，一個耳光就會扇了過來。人權？什麼人權？沒聽說過。
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證我們做人的權利，也沒有一種制度能對我們的人權負責。因為我們自己都不對自己負責，誰又能對我們負責？由於長期不負責任，久而久之，我們就養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有事，便推諉於他人，比如說是別人要我們幹的，或者是輕信了別人的謠言蠱惑，上當受騙等等。這幾乎是中國人在檢討自己時最常規的方式之一，可謂無論貴賤賢愚鮮有例外。某大學便發生過這樣的事：某教授主編了一本論文集，分稿費時自己先拿走一半。眾人不服，告到系裡，該教授竟然辯稱：“不是我，是我老婆分的。"的確，中國人在檢討自己時，“從來不是徹底反省自己的整個所作所為並為之承擔責任，而總是把罪過推給外來的偶然干擾；如果說個人有什麼責任的話，也只是由於‘不謹慎’，讓外來的塵垢蒙蔽了純潔的本心而已。
”（鄧曉芒《靈之舞》）這是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懺悔的。
前面說過，懺悔有三個前提：有罪，自知有罪，通過自我反省而自知有罪。這三條我們都很缺乏，尤缺第二條）所以，即便“最具懺悔意識”者，如巴金，得出的結論也只是自己不該“違心地”幹了不該幹的事情，或沒有及時地“下決心”
不說假話，卻無法意識到“我們該懺悔的並不是說了假話，而是真誠地說了假話”
（鄧曉芒《靈之舞》）。而且所謂“違心”，說到底也仍舊是別人的不是，自己頂多只有一半責任（決心不夠）。當然，巴金老人能把話說到“我們自己吃那一套”
這個份上，已經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這仍然不夠。如果把事情歸結為“違心”，那就仍然是把自己視為個無意識的工具，一個可以任意使喚的“齒輪”或“螺絲釘”。責任仍然是別人的，或歷史的，沒自己什麼事。然而真正的懺悔卻是要把自己的罪行視為自己自由意志的結果。不是別人要我做和這樣做的，而是我自己要做和這樣做的。這才需要懺悔，也才能夠懺悔。不過，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很難。
原因就在於我們不是為自己做人，而是為別人做人，而且是專門做給別人看的。唯其如此，懺悔才變成了標榜，假話才說得真誠。因為無論我們怎樣做，怎樣表演，都是為了別人“看”。要看謙虛，就表演謙虛；要看檢討，就表演檢討；要看自輕自賤，就表演自輕自賤。總之，要看什麼，就表演什麼。如果自我批評吃不開了，就改成自我表揚。反正不管怎樣，目的都只有一個，即他人的好評。
所以，真誠總是必要的。真誠，說明“態度好”，“有悔改之心”，則先前的過錯便可以既往不咎，天大的罪行也就有了可以減免的理由。相反，如果不真誠，被人看穿，或視為“弄虛作假”、“裝模作樣”，則說明“態度惡劣”、“死不改悔”，不但不能寬恕，反而要罪加一等。至於所說是否真實，則沒有人管。
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真正的“罪”只有一種，那就是“被逮住”；對他人最大的傷害也只有一種，那就是“揭短”（陳宣良《死與道德》）。這時，被逮住或被揭發的，也就只好“違心地”去做檢討。如果能夠不“違心”，那麼，按照他的“本意”、是決不願意做什麼“檢討”，在大庭廣眾之中出醜賣乖的。可見，違心不違心，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中國人也沒有懺悔，只有後悔。
後悔什麼？後悔“不小心”或者“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結果，也就只有“教訓”，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反省”。所謂教訓，也就是下回注意一點，不要“被人看見”，或“露了馬腳”。最多，也就是再加上不要聽信讒言、意氣用事，或者被人利用當了槍使等等。反省？反省什麼？！我又沒有錯！
這也是我對某些人的“懺悔”不抱太大指望的原因之一。說到底，懺悔只是為了我們自己做人，為了我們自己能夠心安理得地活在這個世上。如果你自己不想做人，或自以為問心無愧，我們也拿你沒有辦法。
但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阿
Q。
十二阿
Q的故事
阿
Q和祥林嫂是兩個極端。
祥林嫂死得很悲慘，阿
Q活得很窩囊。
說阿
Q活得很窩囊，不是說他沒有金錢、地位，一輩子給人當牛做馬，還要受人欺負等等。阿
Q是受人欺負，但他也欺負別人，比如欺負小
D，這就算扯平
了。某些一貫欺負他的人，比如王胡，阿
Q還找機會報了仇。他曾揚起右手照著
王胡的後頸窩“直劈下去”，且讓那傢伙“瘟頭瘟腦的許多日”，這就不但要算扯平，簡直還有賺頭。何況阿
Q還欺負過小尼姑，而且在欺負之後還有人喝采，無異於人賺了一把。阿
Q並沒有吃虧。
阿
Q的生存環境也不比祥林嫂差。他是沒有多少錢，也沒有什麼地位，但也不是一點都沒有。至少曾經有過，滿把銀的銅的，很讓人看了眼紅。他又見過世面，知道城裡人管長凳叫條凳，煎魚用蔥絲，連小烏龜子都能把麻將叉得精熟，讓聽的人都因此而“掇然”（羞愧而臉紅），這就很是風光，也很是體面。及至後來做了“准革命黨”，面子就更大，連趙太爺也怯怯地叫他“老Q”。雖然這些終
究是過眼煙雲，但如以“不求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論，阿Q並不能算貧，
也不能算乏。
要說缺點什麼，也就是缺女人。但他畢竟在小尼姑的臉上摸過了，也曾在戲台底下擰過一個女人的大腿（雖然隔著一層褲），還向吳媽求過一次愛（雖然並未成功）。倘不以成敗論英雄，也要算戀愛過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阿
Q活得夠本。
何況阿
Q並不曾像祥林嫂那樣，被視為“不祥之物”和“不潔之人”，“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未莊的人還很喜歡他。忙人喜歡他，因為他“真能做”；閒人喜歡他，因為可以撩他玩。不管為了什麼，喜歡總歸是事實。阿
因此每個人都活得戰戰兢兢。皇帝害怕失去寶座，臣子害怕失去恩寵，顯貴害怕失去權勢，因為一旦失去，他們的境遇未必會比平民百姓好多少。
平民百姓當然更是賤若糙芥命如縷蟻。他們被稱作“糙民”，也就是可以隨便踐踏、蹂躪、踩上一腳的意思。“青天大老爺”一聲令下，就可以扒了他的褲子打屁股。如果膽敢抗爭、申辯、講道理，一個耳光就會扇了過來。人權？什麼人權？沒聽說過。
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證我們做人的權利，也沒有一種制度能對我們的人權負責。因為我們自己都不對自己負責，誰又能對我們負責？由於長期不負責任，久而久之，我們就養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有事，便推諉於他人，比如說是別人要我們幹的，或者是輕信了別人的謠言蠱惑，上當受騙等等。這幾乎是中國人在檢討自己時最常規的方式之一，可謂無論貴賤賢愚鮮有例外。某大學便發生過這樣的事：某教授主編了一本論文集，分稿費時自己先拿走一半。眾人不服，告到系裡，該教授竟然辯稱：“不是我，是我老婆分的。"的確，中國人在檢討自己時，“從來不是徹底反省自己的整個所作所為並為之承擔責任，而總是把罪過推給外來的偶然干擾；如果說個人有什麼責任的話，也只是由於‘不謹慎’，讓外來的塵垢蒙蔽了純潔的本心而已。
”（鄧曉芒《靈之舞》）這是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懺悔的。
前面說過，懺悔有三個前提：有罪，自知有罪，通過自我反省而自知有罪。這三條我們都很缺乏，尤缺第二條）所以，即便“最具懺悔意識”者，如巴金，得出的結論也只是自己不該“違心地”幹了不該幹的事情，或沒有及時地“下決心”
不說假話，卻無法意識到“我們該懺悔的並不是說了假話，而是真誠地說了假話”
（鄧曉芒《靈之舞》）。而且所謂“違心”，說到底也仍舊是別人的不是，自己頂多只有一半責任（決心不夠）。當然，巴金老人能把話說到“我們自己吃那一套”
這個份上，已經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這仍然不夠。如果把事情歸結為“違心”，那就仍然是把自己視為個無意識的工具，一個可以任意使喚的“齒輪”或“螺絲釘”。責任仍然是別人的，或歷史的，沒自己什麼事。然而真正的懺悔卻是要把自己的罪行視為自己自由意志的結果。不是別人要我做和這樣做的，而是我自己要做和這樣做的。這才需要懺悔，也才能夠懺悔。不過，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很難。
原因就在於我們不是為自己做人，而是為別人做人，而且是專門做給別人看的。唯其如此，懺悔才變成了標榜，假話才說得真誠。因為無論我們怎樣做，怎樣表演，都是為了別人“看”。要看謙虛，就表演謙虛；要看檢討，就表演檢討；要看自輕自賤，就表演自輕自賤。總之，要看什麼，就表演什麼。如果自我批評吃不開了，就改成自我表揚。反正不管怎樣，目的都只有一個，即他人的好評。
所以，真誠總是必要的。真誠，說明“態度好”，“有悔改之心”，則先前的過錯便可以既往不咎，天大的罪行也就有了可以減免的理由。相反，如果不真誠，被人看穿，或視為“弄虛作假”、“裝模作樣”，則說明“態度惡劣”、“死不改悔”，不但不能寬恕，反而要罪加一等。至於所說是否真實，則沒有人管。
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真正的“罪”只有一種，那就是“被逮住”；對他人最大的傷害也只有一種，那就是“揭短”（陳宣良《死與道德》）。這時，被逮住或被揭發的，也就只好“違心地”去做檢討。如果能夠不“違心”，那麼，按照他的“本意”、是決不願意做什麼“檢討”，在大庭廣眾之中出醜賣乖的。可見，違心不違心，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中國人也沒有懺悔，只有後悔。
後悔什麼？後悔“不小心”或者“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結果，也就只有“教訓”，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反省”。所謂教訓，也就是下回注意一點，不要“被人看見”，或“露了馬腳”。最多，也就是再加上不要聽信讒言、意氣用事，或者被人利用當了槍使等等。反省？反省什麼？！我又沒有錯！
這也是我對某些人的“懺悔”不抱太大指望的原因之一。說到底，懺悔只是為了我們自己做人，為了我們自己能夠心安理得地活在這個世上。如果你自己不想做人，或自以為問心無愧，我們也拿你沒有辦法。
但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阿
Q。
十二阿
Q的故事
阿
Q和祥林嫂是兩個極端。
祥林嫂死得很悲慘，阿
Q活得很窩囊。
說阿
Q活得很窩囊，不是說他沒有金錢、地位，一輩子給人當牛做馬，還要受人欺負等等。阿
Q是受人欺負，但他也欺負別人，比如欺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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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些一貫欺負他的人，比如王胡，阿
Q還找機會報了仇。他曾揚起右手照著
王胡的後頸窩“直劈下去”，且讓那傢伙“瘟頭瘟腦的許多日”，這就不但要算扯平，簡直還有賺頭。何況阿
Q還欺負過小尼姑，而且在欺負之後還有人喝采，無異於人賺了一把。阿
Q並沒有吃虧。
阿
Q的生存環境也不比祥林嫂差。他是沒有多少錢，也沒有什麼地位，但也不是一點都沒有。至少曾經有過，滿把銀的銅的，很讓人看了眼紅。他又見過世面，知道城裡人管長凳叫條凳，煎魚用蔥絲，連小烏龜子都能把麻將叉得精熟，讓聽的人都因此而“掇然”（羞愧而臉紅），這就很是風光，也很是體面。及至後來做了“准革命黨”，面子就更大，連趙太爺也怯怯地叫他“老Q”。雖然這些終
究是過眼煙雲，但如以“不求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論，阿Q並不能算貧，
也不能算乏。
要說缺點什麼，也就是缺女人。但他畢竟在小尼姑的臉上摸過了，也曾在戲台底下擰過一個女人的大腿（雖然隔著一層褲），還向吳媽求過一次愛（雖然並未成功）。倘不以成敗論英雄，也要算戀愛過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阿
Q活得夠本。
何況阿
Q並不曾像祥林嫂那樣，被視為“不祥之物”和“不潔之人”，“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未莊的人還很喜歡他。忙人喜歡他，因為他“真能做”；閒人喜歡他，因為可以撩他玩。不管為了什麼，喜歡總歸是事實。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