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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原始氏族社會，果真有那麼好嗎？未必。比如《禮記》說，那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在氏族、部落內部，可能是的。氏族與氏族、部落與部落之間，就不是了。是什麼呢？是頻繁的戰爭，頻繁的掠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領袖，開始可能是選出來的，後來就慢慢變成世襲了。部落聯盟的領袖，就更是打出來的。黃帝不是和蚩尤打嗎？炎帝不是和黃帝打嗎？誰的武力最強，誰就能當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內部，也沒他們說的那麼好。什麼“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殘疾“皆有所養”，也就豐衣足食的時候勉強能夠做到。如果遇到災年，或者青黃不接，則往往是老人被拋棄，嬰兒被殺死，甚至被吃掉。這是人類學家研究的發現。為什麼呢？窮嘛！口糧不夠，只能先保證青壯年，因為他們是生產力。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也一樣。那是因為物資匱乏，根本就沒東西可偷，閉什麼戶，又哪有遺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會想像得太好，文明、富裕、發展、科技進步，也絕不是導致罪惡的原因。貧窮、愚昧、落後，才是萬惡之源。歷史證明，人類越是發展，越是文明，戰爭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現在世界上的戰爭有多少？沒多少吧！為什麼呢？文明了嘛！龍應台先生講，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台北街頭兩輛自行車相撞都要打架。現在呢？小轎車撞了都沒事。大家客客氣氣交換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師和保險公司去打理。可見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會既非道家想像的那麼美好，也非道家所說的那麼無為。事實上，競爭從來就存在，甚至存在於動物世界。許多群居的動物每到發情期，雄性之間就要競爭，就要打鬥。勝利者妻妾成群，失敗者孤家寡人。當然，動物之間的這種競爭比較“費厄潑賴”（費厄即不窮追猛打，潑賴即不過分認真），也就是講究遊戲規則，正大光明地進行比賽，就像體育競技。勝利者並不將對方置於死地，而是分出勝負就住手，明年開春再重來。這點比人類好，也比較像春秋時期的戰爭，不為已甚，見好就收（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有為還是無為”，而在於應該為人類的競爭，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諧的規則。儒家的講“禮”，其實也就是強調規則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張“從周”（《論語·八佾》），主張“為東周”（《論語·陽貨》），主張“克己復禮”（《論語·顏淵》）。因為西周也好，東周也好，戰爭和競爭，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文明的。
六 儒道再評價（2）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謂“古無為而今有為”是不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道家的主張就沒有道理。我們要問：道家的“無為”，主要是對誰說的？對統治者，或者說領導人。統治者或領導人“無為”，又有什麼好處呢？老子說得很清楚：“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說，君無為則民自為，君不治則民自治，君不給則民自足。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會做，這就是“自為”。統治者什麼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會管，這就是“自治”。統治者什麼都不給，老百姓自己就什麼都有了，這就是“自足”。自為、自治、自足，這是老子的希望。自為、自治、自足，就自由。這是莊子的追求。
哈！這不就是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嗎？只不過，這樣一種主張，並不能靠倒退來推行，而只能靠發展來實現。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這種方案才是可能的。這就是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再說“道德之爭”。
前面說過，道家主張“無為”的第二個原因，是“道無為而德有為”。這話有一定道理。因為道是規律，德是方式。規律本身當然無所作為，方式卻不能沒有可操作性。問題是，在道家那裡，不但道無為，德也無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麼！相反，在儒家那裡，不但德有為，道也有為。因為儒家的“道”，是“有為之道”。他們的“德”，當然也是“有為之德”。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說儒道之爭是“道無為而德有為”呢？
原來，在儒家和道家那裡，道與德有三重含義。一，道是規律，德是方式；二，道是遠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現實。道家認為，規律高於方式，遠古好於近古，理想優於現實，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則認為，“大同之世”既然不復存在，“道的時代”既然已經一去不復返；那麼，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時代”；能建設的，也就是“小康社會”。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這種態度，無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結果是道家極力推崇“道”，儒家極力維護“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應該叫“德家”。實際上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統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張（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陰陽家依對象（研究名實或者琢磨陰陽），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創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門。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改過來。
取道與保德，有什麼不同呢？前者理想，後者現實；前者大氣，後者實在。取道，就是一種“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寧肯不要。這就是大氣了。道家是嚮往“大”的。在《秋水》篇，莊子曾這樣描述“大”的境界。莊子說：秋天，雨水隨著時節降臨（秋水時至），大小川流都匯入黃河（百川灌河），黃河之水變得非常之大。站在岸邊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對面的牲口是牛是馬（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這時，黃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認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這裡了（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可是，當他順著河流來到北海，“東面而視”時，卻發現北海之水浩渺無邊，遠遠望去，不見際涯。於是，河伯一改自鳴得意的態度，眺望大洋，對海神（北海若）發出感嘆說：今天如果沒到您的門口，那可就危險了。我將會永遠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望洋興嘆”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
六 儒道再評價（3）
聽了黃河伯的話，北海若怎麼說？北海若告訴黃河伯：海雖然大，卻不是最大的。與天地相比，我們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塊石頭一棵樹（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裡就能算作“大”？四海之於天地，不過大澤一孔（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於四海，不過大倉一粟（稊米之在大倉）。這樣看來，則五帝的禪讓（五帝之所連），三皇的紛爭（三王之所爭），儒家的憂患（仁人之所憂），墨家的操勞（任士之所勞），都小得像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於馬體）。至於伯夷自以為清高，孔子自以為博學，不也都像你從前一樣，是自作多情嗎？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會想像得太好，文明、富裕、發展、科技進步，也絕不是導致罪惡的原因。貧窮、愚昧、落後，才是萬惡之源。歷史證明，人類越是發展，越是文明，戰爭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現在世界上的戰爭有多少？沒多少吧！為什麼呢？文明了嘛！龍應台先生講，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台北街頭兩輛自行車相撞都要打架。現在呢？小轎車撞了都沒事。大家客客氣氣交換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師和保險公司去打理。可見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會既非道家想像的那麼美好，也非道家所說的那麼無為。事實上，競爭從來就存在，甚至存在於動物世界。許多群居的動物每到發情期，雄性之間就要競爭，就要打鬥。勝利者妻妾成群，失敗者孤家寡人。當然，動物之間的這種競爭比較“費厄潑賴”（費厄即不窮追猛打，潑賴即不過分認真），也就是講究遊戲規則，正大光明地進行比賽，就像體育競技。勝利者並不將對方置於死地，而是分出勝負就住手，明年開春再重來。這點比人類好，也比較像春秋時期的戰爭，不為已甚，見好就收（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有為還是無為”，而在於應該為人類的競爭，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諧的規則。儒家的講“禮”，其實也就是強調規則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張“從周”（《論語·八佾》），主張“為東周”（《論語·陽貨》），主張“克己復禮”（《論語·顏淵》）。因為西周也好，東周也好，戰爭和競爭，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文明的。
六 儒道再評價（2）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謂“古無為而今有為”是不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道家的主張就沒有道理。我們要問：道家的“無為”，主要是對誰說的？對統治者，或者說領導人。統治者或領導人“無為”，又有什麼好處呢？老子說得很清楚：“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說，君無為則民自為，君不治則民自治，君不給則民自足。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會做，這就是“自為”。統治者什麼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會管，這就是“自治”。統治者什麼都不給，老百姓自己就什麼都有了，這就是“自足”。自為、自治、自足，這是老子的希望。自為、自治、自足，就自由。這是莊子的追求。
哈！這不就是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嗎？只不過，這樣一種主張，並不能靠倒退來推行，而只能靠發展來實現。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這種方案才是可能的。這就是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再說“道德之爭”。
前面說過，道家主張“無為”的第二個原因，是“道無為而德有為”。這話有一定道理。因為道是規律，德是方式。規律本身當然無所作為，方式卻不能沒有可操作性。問題是，在道家那裡，不但道無為，德也無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麼！相反，在儒家那裡，不但德有為，道也有為。因為儒家的“道”，是“有為之道”。他們的“德”，當然也是“有為之德”。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說儒道之爭是“道無為而德有為”呢？
原來，在儒家和道家那裡，道與德有三重含義。一，道是規律，德是方式；二，道是遠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現實。道家認為，規律高於方式，遠古好於近古，理想優於現實，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則認為，“大同之世”既然不復存在，“道的時代”既然已經一去不復返；那麼，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時代”；能建設的，也就是“小康社會”。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這種態度，無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結果是道家極力推崇“道”，儒家極力維護“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應該叫“德家”。實際上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統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張（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陰陽家依對象（研究名實或者琢磨陰陽），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創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門。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改過來。
取道與保德，有什麼不同呢？前者理想，後者現實；前者大氣，後者實在。取道，就是一種“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寧肯不要。這就是大氣了。道家是嚮往“大”的。在《秋水》篇，莊子曾這樣描述“大”的境界。莊子說：秋天，雨水隨著時節降臨（秋水時至），大小川流都匯入黃河（百川灌河），黃河之水變得非常之大。站在岸邊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對面的牲口是牛是馬（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這時，黃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認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這裡了（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可是，當他順著河流來到北海，“東面而視”時，卻發現北海之水浩渺無邊，遠遠望去，不見際涯。於是，河伯一改自鳴得意的態度，眺望大洋，對海神（北海若）發出感嘆說：今天如果沒到您的門口，那可就危險了。我將會永遠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望洋興嘆”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
六 儒道再評價（3）
聽了黃河伯的話，北海若怎麼說？北海若告訴黃河伯：海雖然大，卻不是最大的。與天地相比，我們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塊石頭一棵樹（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裡就能算作“大”？四海之於天地，不過大澤一孔（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於四海，不過大倉一粟（稊米之在大倉）。這樣看來，則五帝的禪讓（五帝之所連），三皇的紛爭（三王之所爭），儒家的憂患（仁人之所憂），墨家的操勞（任士之所勞），都小得像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於馬體）。至於伯夷自以為清高，孔子自以為博學，不也都像你從前一樣，是自作多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