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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子和莊子都認為，我們千萬不能被現實的、世俗的東西所蒙蔽。那些東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為什麼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慡”（《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繪畫、音樂、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黃河吧？黃河之神尚且要“望洋興嘆”，那些東西又算什麼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麼，天地之美和道之美為什麼是“大美”？因為天地和道“無為”。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所以它“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老子也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為什麼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為“晚”不是“無”，“免”才是。事實上，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寫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編為第四十章）。這恐怕就是《老子》一書的原字。如此，則前面四句話就可以這樣翻譯：最美的音樂沒聲音，最美的繪畫沒形象，最方的東西沒稜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這應該是符合老子思想的。當然，說“大器晚成”，也通，即“後發制人”，但總不如“免成”徹底。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因為儒家取德。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精神。在儒家看來，侈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沒有用，保住“德的時代”，建設“小康社會”，才切實可行，也必須扎紮實實去做。方式，是要講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國，更是需要操作。這就必須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務實。比如孔子，就很樸素、平實和溫潤。讀過《論語》的人，都不難有此體會。我們知道，先秦儒家三巨頭，風格是不一樣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氣，荀子嚴謹。但即便氣勢磅礴如孟子，辯才無礙如荀子，所論也都實實在在，沒有東拉西扯之說，不切實際之言。就算難免空想，也想得實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會，就不過“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藥方雖然治不了當時社會的病，卻在後世被當作了寶貝。為什麼呢？貼近生活，講求實際，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藥，比如仁義道德，比如以德治國，就像黃芪、黨參、枸杞、茯苓，六味地黃丸。救不了命，但經常吃點兒，能補身體（比如補腎），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這就是“實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評價（4）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我們該學誰？我個人的態度，是欣賞道家，贊成儒家。或者說，做人學道家，做事學儒家。做人斤斤計較，就委瑣。做事好高騖遠，就虛浮。所以做人要大氣，做事要實在。大氣不是誇誇其談，而是豁達大度；實在也不是婆婆媽媽，而是腳踏實地。因此，我是主張儒道兼修的。就連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處。不過這也是後話。
現在說“天人之爭”。
天，就是自然。自然無為嗎？無為。自然界沒有自由意志，豈能有為？故天道無為。就連孔子，也說“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人的社會性比自然性更本質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認為，人不能無為，也不能只講天道，不講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為，他也主張去做。據《論語·憲問》，有一次，子路在魯城的外門（石門）睡了一宿（估計是沒能趕在關門前進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門的小吏問子路：你從哪裡來？子路說，從孔子那裡來。那小吏說：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卻偏偏還要去做的那個人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可見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差不多已是眾所周知。
對於孔子的這種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連那些“可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為的，何況原本就“不可為”？不是說孔子樣樣都對，但這種精神值得敬重。沒錯，孔子那個時代，確實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正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論語·微子》）。然而，正因為人心世道壞成這個樣子，才更需要有識之士挺身而出，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間有道，當然可以坐在家裡高談闊論，著書立說，或者在曠野上種棵大樹，“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逍遙遊》）。但是，現在樹都快倒了，你還睡得著嗎？既然睡不著，那麼，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軀扛不住這棵樹，也得去扛啊！
何況這個社會總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隱士。都去做隱士，人類社會就真成動物世界了。不要以為隱士就清高。有真隱士，有假隱士。真隱士真清高，假隱士假清高。區別真假的標準，就看他們說不說話。真隱士是不說話的，要說也是自己說，不強迫別人同意。對他們，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貨。自己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誰要出來做點事情，他們就潑冷水，放冷槍，橫挑鼻子豎挑眼，一百個不樂意，一百個不順眼。這種人，八成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或者站著說話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會既然總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為了把話說透，說到底，還得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為只有當“不可而為”都受到敬重時，那些“可為之事”才會有人去做。實際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他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問題是何所為，何所不為。如果選擇的標準只是可與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沒有道德了。前面說過，道德是必須有超越性的。在這裡，人們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個“可”字；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這種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評價（5）
這就是“德”了。何況儒家雖然主張“有為”，卻並不主張“有求”。他們是“有為而無求”，即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只重過程，不重結果。正如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知道事不可為，或事已難為，甚至一開始就沒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為什麼要去做呢？道義使然，責任使然（行其義也）。顯然，他們的“有為”，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由於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為了實踐自己的道義和責任。因此，如果說他們有所求，那也是只求問心無愧。
那麼，天地之美和道之美為什麼是“大美”？因為天地和道“無為”。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所以它“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老子也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為什麼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為“晚”不是“無”，“免”才是。事實上，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寫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編為第四十章）。這恐怕就是《老子》一書的原字。如此，則前面四句話就可以這樣翻譯：最美的音樂沒聲音，最美的繪畫沒形象，最方的東西沒稜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這應該是符合老子思想的。當然，說“大器晚成”，也通，即“後發制人”，但總不如“免成”徹底。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因為儒家取德。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精神。在儒家看來，侈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沒有用，保住“德的時代”，建設“小康社會”，才切實可行，也必須扎紮實實去做。方式，是要講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國，更是需要操作。這就必須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務實。比如孔子，就很樸素、平實和溫潤。讀過《論語》的人，都不難有此體會。我們知道，先秦儒家三巨頭，風格是不一樣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氣，荀子嚴謹。但即便氣勢磅礴如孟子，辯才無礙如荀子，所論也都實實在在，沒有東拉西扯之說，不切實際之言。就算難免空想，也想得實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會，就不過“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藥方雖然治不了當時社會的病，卻在後世被當作了寶貝。為什麼呢？貼近生活，講求實際，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藥，比如仁義道德，比如以德治國，就像黃芪、黨參、枸杞、茯苓，六味地黃丸。救不了命，但經常吃點兒，能補身體（比如補腎），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這就是“實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評價（4）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我們該學誰？我個人的態度，是欣賞道家，贊成儒家。或者說，做人學道家，做事學儒家。做人斤斤計較，就委瑣。做事好高騖遠，就虛浮。所以做人要大氣，做事要實在。大氣不是誇誇其談，而是豁達大度；實在也不是婆婆媽媽，而是腳踏實地。因此，我是主張儒道兼修的。就連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處。不過這也是後話。
現在說“天人之爭”。
天，就是自然。自然無為嗎？無為。自然界沒有自由意志，豈能有為？故天道無為。就連孔子，也說“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人的社會性比自然性更本質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認為，人不能無為，也不能只講天道，不講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為，他也主張去做。據《論語·憲問》，有一次，子路在魯城的外門（石門）睡了一宿（估計是沒能趕在關門前進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門的小吏問子路：你從哪裡來？子路說，從孔子那裡來。那小吏說：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卻偏偏還要去做的那個人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可見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差不多已是眾所周知。
對於孔子的這種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連那些“可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為的，何況原本就“不可為”？不是說孔子樣樣都對，但這種精神值得敬重。沒錯，孔子那個時代，確實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正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論語·微子》）。然而，正因為人心世道壞成這個樣子，才更需要有識之士挺身而出，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間有道，當然可以坐在家裡高談闊論，著書立說，或者在曠野上種棵大樹，“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逍遙遊》）。但是，現在樹都快倒了，你還睡得著嗎？既然睡不著，那麼，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軀扛不住這棵樹，也得去扛啊！
何況這個社會總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隱士。都去做隱士，人類社會就真成動物世界了。不要以為隱士就清高。有真隱士，有假隱士。真隱士真清高，假隱士假清高。區別真假的標準，就看他們說不說話。真隱士是不說話的，要說也是自己說，不強迫別人同意。對他們，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貨。自己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誰要出來做點事情，他們就潑冷水，放冷槍，橫挑鼻子豎挑眼，一百個不樂意，一百個不順眼。這種人，八成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或者站著說話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會既然總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為了把話說透，說到底，還得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為只有當“不可而為”都受到敬重時，那些“可為之事”才會有人去做。實際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他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問題是何所為，何所不為。如果選擇的標準只是可與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沒有道德了。前面說過，道德是必須有超越性的。在這裡，人們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個“可”字；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這種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評價（5）
這就是“德”了。何況儒家雖然主張“有為”，卻並不主張“有求”。他們是“有為而無求”，即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只重過程，不重結果。正如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知道事不可為，或事已難為，甚至一開始就沒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為什麼要去做呢？道義使然，責任使然（行其義也）。顯然，他們的“有為”，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由於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為了實踐自己的道義和責任。因此，如果說他們有所求，那也是只求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