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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襲的大皇帝就不好說了。他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混蛋；可能是仁君，也可能是暴徒；可能是智者，也可能是蠢貨。帝國的臣民攤上一個什麼樣的皇帝，可就全靠運氣。這個人當上皇帝以後，可能勤於國事，也可能玩忽職守；可能愛民如子，也可能殺人如麻；可能克己奉公，也可能荒yín無度。王朝的中樞攤上一個什麼樣的首腦，也得全靠運氣。運氣是靠不住的，所以皇帝當秤砣也靠不住。更重要的是，任命的大法官可以彈劾，世襲的大皇帝卻不能彈劾。一旦攤上一個昏君暴君，帝國和臣民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
第二，大法官超脫，大皇帝不超脫。美國的大法官超脫，又有三個原因。一是單純。除了司法問題，其他任何事情，哪怕是天塌下來了，大法官都不管。即便是司法問題，也只管大案要案，一般案子也不管。二是獨立。除了憲法，他們誰的帳都不買，既不受總統、國會幹預，也不受媒體、輿論干擾。最高法院開庭時不允許媒體拍照、錄音，更不允許電視台實況轉播，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甚至從不看報。三是權力少。最高法院既無財權，又無兵權，也沒有人事權，唯一的權力是受理上訴案件和解釋憲法。就連這一權力，也是受限制的。大法官們並不是所有的上訴案件都能受理（這是數量的限制），也不是什麼樣的上訴案件都能受理（這是性質的限制）。關於這一點，《美國憲政歷程》一書有詳盡的介紹，不妨參看。
中國的大皇帝卻不同。皇帝當然也只管大事，但皇帝管的事情多。吏治財稅、軍事外交、天災人禍、懲戒獎賞，沒有一件事情是不要他定奪不要他操心的。這就不單純。皇帝也不可能誰的帳都不買。太后的帳就要買，擁立和輔佐他當皇帝的朝廷重臣或功臣的帳恐怕也得買一買。甚至就連皇后、嬪妃、太監、寵臣的帳，有時也得買一下。這就不獨立。皇帝的權力還多。他既有財權，又有兵權，還有人事權，也擁有對上訴案件的最終裁決權和對國家法令的最高解釋權。既不單純，又不獨立，權力還多，怎麼可能超脫？不超脫，糾纏於種種政治旋渦和人事糾紛之中，就是想做秤砣，怕也難。
第三，中國的大皇帝只有一個，美國的大法官卻有九個。九個和一個又有什麼區別呢？九個，就有少數和多數，統一和多樣，一致和分歧，也就有約束和制衡。比如向下級法院下令調閱案件卷宗，就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的同意；案件的判決，則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只要多數大法官同意（一致同意當然更沒問題），這個意見就被稱作“法庭意見”，成為審判結果，前述導致戈爾自認倒霉的判決就是這樣。那些不同意判決結果的大法官的意見，則被稱作“少數意見”，也要寫進判決書。更有趣的是，有些大法官雖然同意判決結果，卻不同意斷案的根據和邏輯，這些不同的理由同樣要寫進判決書，叫“補充意見”，也叫“附加意見”。這樣，一份判決書就可能有三種意見九個聲音，1857年“斯科特訴桑弗特案”的判決就是。這個引發了美國內戰的“臭名昭著”的司法判決是由七比二的票決做出的，但九位大法官贊成或反對的理由都不相同，結果判決書就長達二百五十頁之多。寫進判決書的這些“補充意見”和“少數意見”，雖然不能成為“法庭意見”（即沒有法律效力），但同樣得到了尊重，而且“立此存照”。這就既符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又充分地考慮到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可能，從而為今後法院推翻不公正的判決奠定了基礎。
只有一個人的大皇帝顯然做不到這一點。他的決策和判決既不受約束和制衡，要想推翻（包括他自己想推翻）也難於上青天，便只好採取蠻不講理的辦法（比如說過去抓你是對的，現在放你也是對的，“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等等），甚至不正當的手段。明代嘉靖朝後期，jian臣嚴嵩的兒子嚴世藩落入法網，由刑部（相當於公安部）、都察院（相當於監察部）和大理寺（相當於最高法院）“三司會審”。恨透了嚴氏父子的“三法司”長官刑部尚書（公安部長）黃光升、都御史（監察部長）張永明和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長）張守要把這個案子做成鐵案，也想趁機為一些好人平反，便在判決書里大講這兩個jian臣如何迫害忠良。糙稿送到首輔（相當於宰相）徐階那裡，徐階卻說，你們要懲治亂臣賊子，平反冤假錯案，是對的，也是時候，但方案不行，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這樣告上去，嚴世藩倒不了，你們自己反倒要先倒霉了。唯一的辦法，是告嚴世藩“聚眾謀反”。這嚴世藩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但不冤枉嚴世藩，別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因此又非冤枉他不可。
這樣一比較，事情就清楚了。美國的大法官當秤砣是沒有問題的，中國的大皇帝卻問題多多，而且尷尬。尷尬之處就在於：你不知道究竟應不應該讓他當秤砣，結果讓他當也不是，不讓他當也不是，因為除了他也沒別人能當。這就說明，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有問題的。有什麼問題呢？就是所有的關係從來就沒有理清過，所有的道理也從來就沒有講清過，這才留下一筆糊塗帳。所以，我們還得把這筆帳再算一算。
有些帳需要算清
還是先說美國人。
美國人是把帳算清楚了的。他們是商業民族，天生就會算帳。在他們那裡，所有權（產權）和經營權（治權）是分開的。一家公司，如果股東很多，他們就不參與經營，也不能參與經營，而是通過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再由董事會授權總經理。這就叫“投資者不理財”。除非是小公司或個體戶，所有權人才直接進行管理。國家當然不是小公司或個體戶，反倒像一家股東很多的公司。它的股東就是公民，公民的集合體就是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擁有主權。但是，正因為人民擁有主權，他們也就不能行使治權，即不能直接治理國家，而應該授權政府。政府得到授權，有治權無主權；人民授權政府，有主權無治權。主權與治權分離，主權在民，治權民授。這就是民主。這是第一筆帳。
其次，他們認為，在人民將權力授予政府之前，應該先簽一個合同，規定政府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以保證政府在獲得了這些權力以後，不會利用到手的權力損害人民的利益。這種合同不能授權一次簽一次（那樣太麻煩，也靠不住），應該在建立政府之前就簽好，至少要簽一個總的合同。這個總合同就叫憲法，糙擬這個合同的事情就叫立憲。憲法制定出來並得到人民批准和認可以後，就可以依照合同（依法）進行授權了，包括授予國會立法權，授予總統行政權，授予法院司法權。國會、總統、法院，是根據這個總合同（憲法）得到人民授權的，他們也只能按照這個總合同（憲法）的規定來行使權力，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所以，只有執法權的總統和行政機構不用說，就連有立法權的國會和有司法權的法院，在本質上都不過只是執法者（憲法和法律的執行者）；治理國家的也不是人（議員、官員、法官），而是法。這就是法治。這是第二筆帳。
第二，大法官超脫，大皇帝不超脫。美國的大法官超脫，又有三個原因。一是單純。除了司法問題，其他任何事情，哪怕是天塌下來了，大法官都不管。即便是司法問題，也只管大案要案，一般案子也不管。二是獨立。除了憲法，他們誰的帳都不買，既不受總統、國會幹預，也不受媒體、輿論干擾。最高法院開庭時不允許媒體拍照、錄音，更不允許電視台實況轉播，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甚至從不看報。三是權力少。最高法院既無財權，又無兵權，也沒有人事權，唯一的權力是受理上訴案件和解釋憲法。就連這一權力，也是受限制的。大法官們並不是所有的上訴案件都能受理（這是數量的限制），也不是什麼樣的上訴案件都能受理（這是性質的限制）。關於這一點，《美國憲政歷程》一書有詳盡的介紹，不妨參看。
中國的大皇帝卻不同。皇帝當然也只管大事，但皇帝管的事情多。吏治財稅、軍事外交、天災人禍、懲戒獎賞，沒有一件事情是不要他定奪不要他操心的。這就不單純。皇帝也不可能誰的帳都不買。太后的帳就要買，擁立和輔佐他當皇帝的朝廷重臣或功臣的帳恐怕也得買一買。甚至就連皇后、嬪妃、太監、寵臣的帳，有時也得買一下。這就不獨立。皇帝的權力還多。他既有財權，又有兵權，還有人事權，也擁有對上訴案件的最終裁決權和對國家法令的最高解釋權。既不單純，又不獨立，權力還多，怎麼可能超脫？不超脫，糾纏於種種政治旋渦和人事糾紛之中，就是想做秤砣，怕也難。
第三，中國的大皇帝只有一個，美國的大法官卻有九個。九個和一個又有什麼區別呢？九個，就有少數和多數，統一和多樣，一致和分歧，也就有約束和制衡。比如向下級法院下令調閱案件卷宗，就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的同意；案件的判決，則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只要多數大法官同意（一致同意當然更沒問題），這個意見就被稱作“法庭意見”，成為審判結果，前述導致戈爾自認倒霉的判決就是這樣。那些不同意判決結果的大法官的意見，則被稱作“少數意見”，也要寫進判決書。更有趣的是，有些大法官雖然同意判決結果，卻不同意斷案的根據和邏輯，這些不同的理由同樣要寫進判決書，叫“補充意見”，也叫“附加意見”。這樣，一份判決書就可能有三種意見九個聲音，1857年“斯科特訴桑弗特案”的判決就是。這個引發了美國內戰的“臭名昭著”的司法判決是由七比二的票決做出的，但九位大法官贊成或反對的理由都不相同，結果判決書就長達二百五十頁之多。寫進判決書的這些“補充意見”和“少數意見”，雖然不能成為“法庭意見”（即沒有法律效力），但同樣得到了尊重，而且“立此存照”。這就既符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又充分地考慮到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可能，從而為今後法院推翻不公正的判決奠定了基礎。
只有一個人的大皇帝顯然做不到這一點。他的決策和判決既不受約束和制衡，要想推翻（包括他自己想推翻）也難於上青天，便只好採取蠻不講理的辦法（比如說過去抓你是對的，現在放你也是對的，“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等等），甚至不正當的手段。明代嘉靖朝後期，jian臣嚴嵩的兒子嚴世藩落入法網，由刑部（相當於公安部）、都察院（相當於監察部）和大理寺（相當於最高法院）“三司會審”。恨透了嚴氏父子的“三法司”長官刑部尚書（公安部長）黃光升、都御史（監察部長）張永明和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長）張守要把這個案子做成鐵案，也想趁機為一些好人平反，便在判決書里大講這兩個jian臣如何迫害忠良。糙稿送到首輔（相當於宰相）徐階那裡，徐階卻說，你們要懲治亂臣賊子，平反冤假錯案，是對的，也是時候，但方案不行，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這樣告上去，嚴世藩倒不了，你們自己反倒要先倒霉了。唯一的辦法，是告嚴世藩“聚眾謀反”。這嚴世藩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但不冤枉嚴世藩，別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因此又非冤枉他不可。
這樣一比較，事情就清楚了。美國的大法官當秤砣是沒有問題的，中國的大皇帝卻問題多多，而且尷尬。尷尬之處就在於：你不知道究竟應不應該讓他當秤砣，結果讓他當也不是，不讓他當也不是，因為除了他也沒別人能當。這就說明，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有問題的。有什麼問題呢？就是所有的關係從來就沒有理清過，所有的道理也從來就沒有講清過，這才留下一筆糊塗帳。所以，我們還得把這筆帳再算一算。
有些帳需要算清
還是先說美國人。
美國人是把帳算清楚了的。他們是商業民族，天生就會算帳。在他們那裡，所有權（產權）和經營權（治權）是分開的。一家公司，如果股東很多，他們就不參與經營，也不能參與經營，而是通過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再由董事會授權總經理。這就叫“投資者不理財”。除非是小公司或個體戶，所有權人才直接進行管理。國家當然不是小公司或個體戶，反倒像一家股東很多的公司。它的股東就是公民，公民的集合體就是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擁有主權。但是，正因為人民擁有主權，他們也就不能行使治權，即不能直接治理國家，而應該授權政府。政府得到授權，有治權無主權；人民授權政府，有主權無治權。主權與治權分離，主權在民，治權民授。這就是民主。這是第一筆帳。
其次，他們認為，在人民將權力授予政府之前，應該先簽一個合同，規定政府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以保證政府在獲得了這些權力以後，不會利用到手的權力損害人民的利益。這種合同不能授權一次簽一次（那樣太麻煩，也靠不住），應該在建立政府之前就簽好，至少要簽一個總的合同。這個總合同就叫憲法，糙擬這個合同的事情就叫立憲。憲法制定出來並得到人民批准和認可以後，就可以依照合同（依法）進行授權了，包括授予國會立法權，授予總統行政權，授予法院司法權。國會、總統、法院，是根據這個總合同（憲法）得到人民授權的，他們也只能按照這個總合同（憲法）的規定來行使權力，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所以，只有執法權的總統和行政機構不用說，就連有立法權的國會和有司法權的法院，在本質上都不過只是執法者（憲法和法律的執行者）；治理國家的也不是人（議員、官員、法官），而是法。這就是法治。這是第二筆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