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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白了的是馬歇爾，而且就在這個案子的判詞中。馬歇爾說，憲法是什麼？憲法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這種權利不能也不應該經常重複運用，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它的原則就是“崇高的”和“永久的”了。國會的立法是憲法授權的，不能違背和修改憲法。國會的立法（憲法修正案除外）一旦與憲法相牴觸，就不能成為法律。《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就是這樣，因此必須作廢。或者說，不是法律。
這下子就清楚了：在人（議員與官員）與法的關係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與法的關係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憲法是第一位的。聯邦憲法不但高於各州憲法和法律，也高於聯邦立法，這就是“聯邦憲法至上原則”。這個原則，麥迪遜想到了，佩特森說到了，馬歇爾做到了。或者說，麥迪遜和佩特森把它寫成了憲法條款，馬歇爾把它變成了司法實踐。他用自己的審判明確告訴大家：任何人，任何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
聯邦立法不能違憲，這個沒有問題。華盛頓也好，亞當斯也好，傑斐遜也好，麥迪遜也好，都不會反對。但是，某一法律違憲不違憲，誰說了算呢？這可一直沒有明確。明確了這一點的又是馬歇爾。他在本案的判詞中斬釘截鐵地說：認定什麼是法律（即不違憲），毫無疑問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力和職責。這句一言九鼎的話現在刻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大理石上，它甚至應該被看作憲法對最高法院的授權書。
馬歇爾這麼說，有依據嗎？有。我們知道，聯邦憲法有一個重要精神和原則，即“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分立”，就是立法（通過法律）、執法（依法行政）、司法（做出解釋）各負其責，相互制衡。國會立法，就不能執法、司法。總統執法，就不能立法，也不能司法。因此，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解釋法律），就只能是司法部門即最高法院的事了。因為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又沒有執法權，只有解釋權。司法複決權不歸最高法院，又能歸誰呢？所以，這個結論，聯邦憲法雖然沒有明說，卻是符合憲法的立法精神的，大家也都認可。
當然，憂慮也不是沒有。傑斐遜就擔心此例一開，最高法院會變成一個新的暴君，一個“專制暴虐的機構”。想想也是。如果總統和國會每弄出一個立法，最高法院就要來宣布它違憲，這事情還怎麼弄？值得慶幸的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裁決後，聯邦最高法院三十年沒有動用過司法複決權。以後的大法官們也都保持了低調。1916—1936年在任的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甚至有句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無所作為。”（請參看任東來等《美國憲政歷程》）看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不像我們的某些官員，任期內一定要弄出點“政績”來。
這是極其高明的。大法官們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不為重於有所為。正因為他們通常是無所作為的，因此，一旦有所為，就一言九鼎。
這樣一來，最高法院的職責、權力和權威，就都樹立起來了。分立的三權（立法、執法、司法），也扎紮實實地鼎足而立了。新生的合眾國，不再是一個跛足的政府；聯邦最高法院，也不再是花瓶和擺設。你說馬歇爾的功勞是不是很大，合眾國是不是最大的贏家？
第38章 秤砣是個大問題——讀任東來等《美國憲政歷程》（1）
秤砣不是老百姓
有部電視連續劇，好像叫《宰相劉羅鍋》吧，很是熱播了一陣子。它的主題歌，也很是熱唱了一陣子。那歌是這麼唱的：
天地之間有桿秤
那秤砣是老百姓
秤桿子挑江山伊兒伊兒喲
你就是定盤的星
這其實是不對的。一個國家，如果當真有什麼“秤桿子”來“挑江山”，那“秤砣”就絕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應該是老百姓。君主制國家如此，民主制國家也如此。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迄今為止的世界國家制度，歸根結底無非兩類──君主制和民主制。要麼是典型的君主制（如古代中國），要麼是地道的民主制（如古代希臘），要不就是這兩種制度的變體，比如“君主立憲”或“僭主獨裁”。僭主獨裁是變相的君主制，元首虛位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是變相的民主制，元首實位的君主立憲（實君共和）則是從君主制到民主制的過渡。所以，要搞清楚“秤砣”是誰，就先得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說清楚了。
那麼，這兩種制度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區別，不在或不完全在於國家元首叫什麼（叫總統、主席，還是皇帝、國王），他的產生是靠選舉還是世襲，有任期還是無任期，也不在於國家大事是誰當家誰做主（君王當家，或政府當家，或國會當家，或人民當家），而在於主權在誰那裡。君主制，就是主權在君；民主制，就是主權在民。主權在君，不等於君王一定要當家，也可以授權宰相；主權在民，也不等於人民一定要當家，也可以授權政府。所以，君主、民主的“主”，不是做主的“主”，而是主權的“主”。
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是主權在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說天子擁有對全國所有資源和財富的產權；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是說天子擁有對全國所有地區和人民的治權。既有產權，又有治權，當然有主權。主權、產權、治權都在君，豈非典型的君主制？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秤砣”絕不可能是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民）沒有權，既沒有產權，也沒有治權。沒有權（主權、權力），也就不可能是“權”（秤砣）。實際上，中國人把秤砣叫做“權”，秤桿叫作“衡”，是很準確的。這也是“權衡”一詞的本義。“衡”的意義在於“平”，所以也叫“平衡”；“權”的意義在於“重”，所以也叫“權重”。但秤砣之重不在於個頭大、數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個。它的個頭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輕的。它之所以能夠衡定天下，僅僅在於它是“權”。這就叫“秤砣雖小壓千斤”。
顯然，數量既多個頭也大又沒有權的老百姓不可能是秤砣，做秤砣的只可能是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因為只有他才既“小”又“重”。說他“小”，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或幾個人）。這樣一個“個體戶”或“小集團”，相對於“全國人民”（一個龐大的集合體），自然是“小”。但是，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個頭雖小，權重卻大，幾乎集中了所有的權力，這就足以“壓千斤”了。而且，正因為集權於一身，所以是“權”。
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是“權”（秤砣），另一頭放在秤盤子裡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於“衡”（秤桿），則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是至尊君王與至賤糙民之間的中間層次，也是國家的實際管理者，因此是“秤桿”（衡）。秤桿的長短（官僚集團的人數層次），是和國家的規模成正比的。國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團的人數和層次也越多。因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盤裡的東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長秤桿。所以，在“小國寡民”的時代，君主（秤砣）和子民（秤盤）之間的距離是比較短的。官員人數既少，也幾乎沒有層次，國君甚至可以直接管理子民。秦漢以後，國家大了，秤桿子就只好加長。不過秦漢兩代秤盤裡的東西還不太多，秤桿子也不太長，其結構大約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縣兩級，秤砣離秤盤還不算太遠。明清兩代就大不一樣。清代中央有軍機處、內閣、六部，地方則有總督轄區、省、道、府、州縣五級，那“秤砣”可就遠在天邊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好制度，壞制度》一文中有論述，請參看。
這下子就清楚了：在人（議員與官員）與法的關係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與法的關係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憲法是第一位的。聯邦憲法不但高於各州憲法和法律，也高於聯邦立法，這就是“聯邦憲法至上原則”。這個原則，麥迪遜想到了，佩特森說到了，馬歇爾做到了。或者說，麥迪遜和佩特森把它寫成了憲法條款，馬歇爾把它變成了司法實踐。他用自己的審判明確告訴大家：任何人，任何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
聯邦立法不能違憲，這個沒有問題。華盛頓也好，亞當斯也好，傑斐遜也好，麥迪遜也好，都不會反對。但是，某一法律違憲不違憲，誰說了算呢？這可一直沒有明確。明確了這一點的又是馬歇爾。他在本案的判詞中斬釘截鐵地說：認定什麼是法律（即不違憲），毫無疑問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力和職責。這句一言九鼎的話現在刻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大理石上，它甚至應該被看作憲法對最高法院的授權書。
馬歇爾這麼說，有依據嗎？有。我們知道，聯邦憲法有一個重要精神和原則，即“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分立”，就是立法（通過法律）、執法（依法行政）、司法（做出解釋）各負其責，相互制衡。國會立法，就不能執法、司法。總統執法，就不能立法，也不能司法。因此，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解釋法律），就只能是司法部門即最高法院的事了。因為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又沒有執法權，只有解釋權。司法複決權不歸最高法院，又能歸誰呢？所以，這個結論，聯邦憲法雖然沒有明說，卻是符合憲法的立法精神的，大家也都認可。
當然，憂慮也不是沒有。傑斐遜就擔心此例一開，最高法院會變成一個新的暴君，一個“專制暴虐的機構”。想想也是。如果總統和國會每弄出一個立法，最高法院就要來宣布它違憲，這事情還怎麼弄？值得慶幸的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裁決後，聯邦最高法院三十年沒有動用過司法複決權。以後的大法官們也都保持了低調。1916—1936年在任的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甚至有句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無所作為。”（請參看任東來等《美國憲政歷程》）看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不像我們的某些官員，任期內一定要弄出點“政績”來。
這是極其高明的。大法官們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不為重於有所為。正因為他們通常是無所作為的，因此，一旦有所為，就一言九鼎。
這樣一來，最高法院的職責、權力和權威，就都樹立起來了。分立的三權（立法、執法、司法），也扎紮實實地鼎足而立了。新生的合眾國，不再是一個跛足的政府；聯邦最高法院，也不再是花瓶和擺設。你說馬歇爾的功勞是不是很大，合眾國是不是最大的贏家？
第38章 秤砣是個大問題——讀任東來等《美國憲政歷程》（1）
秤砣不是老百姓
有部電視連續劇，好像叫《宰相劉羅鍋》吧，很是熱播了一陣子。它的主題歌，也很是熱唱了一陣子。那歌是這麼唱的：
天地之間有桿秤
那秤砣是老百姓
秤桿子挑江山伊兒伊兒喲
你就是定盤的星
這其實是不對的。一個國家，如果當真有什麼“秤桿子”來“挑江山”，那“秤砣”就絕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應該是老百姓。君主制國家如此，民主制國家也如此。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迄今為止的世界國家制度，歸根結底無非兩類──君主制和民主制。要麼是典型的君主制（如古代中國），要麼是地道的民主制（如古代希臘），要不就是這兩種制度的變體，比如“君主立憲”或“僭主獨裁”。僭主獨裁是變相的君主制，元首虛位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是變相的民主制，元首實位的君主立憲（實君共和）則是從君主制到民主制的過渡。所以，要搞清楚“秤砣”是誰，就先得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說清楚了。
那麼，這兩種制度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民主制和君主制的根本區別，不在或不完全在於國家元首叫什麼（叫總統、主席，還是皇帝、國王），他的產生是靠選舉還是世襲，有任期還是無任期，也不在於國家大事是誰當家誰做主（君王當家，或政府當家，或國會當家，或人民當家），而在於主權在誰那裡。君主制，就是主權在君；民主制，就是主權在民。主權在君，不等於君王一定要當家，也可以授權宰相；主權在民，也不等於人民一定要當家，也可以授權政府。所以，君主、民主的“主”，不是做主的“主”，而是主權的“主”。
中國古代的國家制度是主權在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說天子擁有對全國所有資源和財富的產權；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是說天子擁有對全國所有地區和人民的治權。既有產權，又有治權，當然有主權。主權、產權、治權都在君，豈非典型的君主制？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秤砣”絕不可能是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民）沒有權，既沒有產權，也沒有治權。沒有權（主權、權力），也就不可能是“權”（秤砣）。實際上，中國人把秤砣叫做“權”，秤桿叫作“衡”，是很準確的。這也是“權衡”一詞的本義。“衡”的意義在於“平”，所以也叫“平衡”；“權”的意義在於“重”，所以也叫“權重”。但秤砣之重不在於個頭大、數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個。它的個頭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輕的。它之所以能夠衡定天下，僅僅在於它是“權”。這就叫“秤砣雖小壓千斤”。
顯然，數量既多個頭也大又沒有權的老百姓不可能是秤砣，做秤砣的只可能是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因為只有他才既“小”又“重”。說他“小”，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或幾個人）。這樣一個“個體戶”或“小集團”，相對於“全國人民”（一個龐大的集合體），自然是“小”。但是，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個頭雖小，權重卻大，幾乎集中了所有的權力，這就足以“壓千斤”了。而且，正因為集權於一身，所以是“權”。
皇帝或皇權的行使人是“權”（秤砣），另一頭放在秤盤子裡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於“衡”（秤桿），則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是至尊君王與至賤糙民之間的中間層次，也是國家的實際管理者，因此是“秤桿”（衡）。秤桿的長短（官僚集團的人數層次），是和國家的規模成正比的。國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團的人數和層次也越多。因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盤裡的東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長秤桿。所以，在“小國寡民”的時代，君主（秤砣）和子民（秤盤）之間的距離是比較短的。官員人數既少，也幾乎沒有層次，國君甚至可以直接管理子民。秦漢以後，國家大了，秤桿子就只好加長。不過秦漢兩代秤盤裡的東西還不太多，秤桿子也不太長，其結構大約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縣兩級，秤砣離秤盤還不算太遠。明清兩代就大不一樣。清代中央有軍機處、內閣、六部，地方則有總督轄區、省、道、府、州縣五級，那“秤砣”可就遠在天邊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好制度，壞制度》一文中有論述，請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