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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在那間借來的地下室里，宣讀了聯邦最高法院全票通過的裁決。這時，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六人，一人病假，五人同意。
首先，馬歇爾宣布，對馬伯里的任命是合法有效的，馬伯里也有權得到這份任命書。因為任命是在前任總統有效任期內完成的，並已簽名貼封，即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依法，這些程序完成後，被委任人即獲得了“由此產生的相應法律權利”。如果政府未將委任狀送達，就構成了對被委任人的侵權，也就必須進行補償和補救。因為由法律保護的個人的權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政府的首要職責，就是提供對這種權利的保護。不能保護已是瀆職，任意侵犯就更是違法。一個政府官員如果試圖這麼做，那麼，不論他是總統還是國務卿，都必須隨時準備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法院有權受理此案。
其次，他宣布，最高法院無權命令聯邦官員履行他職權以外的責任，但有權命令他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將任命書送交被任命人，是國務卿的責任。據此，並根據《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最高法院有權給國務卿麥迪遜下達強制令。
如果馬歇爾的判決只有這兩條，馬伯里的官司就算是打贏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大法官和國務卿的戰爭。但問題是馬歇爾的判決還有第三個內容。在肯定了上述兩點後，他宣布：儘管原告有權得到這份委任狀，最高法院卻無權命令被告將其送達，因為《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違憲，不能算數，更不能執行。也就是說，送不送委任狀，仍然是麥迪遜的事，最高法院管不著。而且，他還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從此作廢！
第37章 看法官告政府——讀“馬伯里訴麥迪遜案”（3）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官司：麥迪遜輸了理，馬伯里輸了利，馬歇爾則輸了權。他自己把國會給法院的“尚方寶劍”給廢掉了。但無論原告馬伯里，還是被告麥迪遜，還有國會和政府行政部門，都接受了這個判決。馬伯里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已經討回了公道，糾纏下去又於事無補；麥迪遜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原本理虧，實際上又沒有虧損。當然，他們也不是一無所獲。馬伯里討回了公道，麥迪遜則保住了體面。
歷史也接受了這個判決。在聯邦最高法院展廳的大法官塑像中，只有馬歇爾的塑像是全身的。他身後金字鐫刻的判詞，則有一條摘自本案。這說明美國人公認馬歇爾是歷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也認同他的這一判決。其原因，我想很可能因為人們後來都逐漸意識到，本案其實有一位大贏家。他不是別人，正是美利堅合眾國。
贏家合眾國
我們先來看馬歇爾的判決。
馬歇爾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違憲作廢，此舉可謂驚世駭俗，我們中國人就更是看得目瞪口呆。我們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從來就只有爭權的，沒有讓權的。皇帝和宰相爭權，宰相和六部爭權，六部和地方官爭權，地方官和地方官爭權，哪有自己主動讓出權力的？一個首席大法官，居然不要國會授予自己的特權，這可真是咄咄怪事！
有人說，這也是被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馬歇爾處理此案確實為難。當時的情況，是麥迪遜有權無理，馬伯里有理無權，官司打到只有一間借來的辦公室的最高法院。打個中國式的比方，這就好比兩個壯漢拔刀相向，都要砍斷對方的手腕，卻又要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年做主。少年沒有辦法，只好說你們都別砍了，我砍我的行不行？就“壯士斷腕”了。
馬歇爾的判決有這麼一點意思。他既不能宣判馬伯里敗訴，又不能當真給麥迪遜下強制令，還不能裝作不知道有一個《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可以用，也就只好宣布這條法律違憲作廢。不過，馬歇爾雖然砍了自己的胳膊，卻也打了麥迪遜（同時也打了傑斐遜）的耳光。從他前面的判詞看，這耳光打得其實蠻重的。而且，由於馬歇爾並沒有發出強制令，麥迪遜和傑斐遜發作不得，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打落了牙齒往肚子裡咽。所以，傑斐遜對馬歇爾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避之唯恐不及。傑斐遜甚至這樣對別人說：我和馬歇爾談話時從不表態。哪怕他問我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我也會說“對不起，先生，我不知道”。身為總統的傑斐遜這麼說，可見他在馬歇爾那裡肯定吃了不少虧。
的確，馬歇爾的政治主張雖然和漢密爾頓一脈相承，為人處世卻比漢密爾頓工於心計老謀深算。你看他處理此案，可謂欲擒故縱、聲東擊西、圍魏救趙。表面上口口聲聲說對馬伯里的訴訟請求無能為力，實際上掌掌打在麥迪遜和傑斐遜的臉上，還讓他們兩個無話可說。表面上看他舉起刀來砍斷了自己的手腕，實際上卻建立了解釋法律的最高權威，也建立了最高法院的至上權威。你想，最高法院連授予自己的特權都能宣布違憲無效，這還不是大公無私？這還不是氣壯山河？這樣一個連自己胳膊都敢砍的人，還有誰的胳膊不敢砍？下回大法官（當然不一定是馬歇爾）再要宣布某條法律違憲，大家是不能也不敢說三道四的。
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等聯邦黨人夢寐以求的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就這樣開始建立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馬歇爾也是個大贏家。
這對合眾國是極為有利的。我們知道，1787年制定憲法時，制憲代表們曾一致認為必須對國會的立法權加以制約和防範，以防國會通過“立惡法”來“施虐政”。最後通過的方案，是國會通過的立法，總統有權否決；而總統的否決，參眾兩院分別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又可以再否決。這是既防國會又防總統。但這並不能完全讓人放心。一是總統有可能頂不住國會的壓力，二是國會和總統有可能穿一條褲子。所以麥迪遜和威爾遜都主張讓司法部門也參加立法覆審，但戈勒姆、格里、拉特利奇、路德·馬丁等人反對。路德·馬丁認為，與其讓法官參與“立法覆審”，不如讓他進行“司法複決”，也就是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判定某一法律是合憲還是違憲，這樣更主動，也更保險。不過這個想法，當時也就是說說而已，從馬歇爾開始才動了真格。結果，麥迪遜為法官力爭又沒爭到的權力，被馬歇爾扎紮實實地爭到了手。而且到手的途徑，還正是拿麥迪遜開刀，在這位太歲頭上動土。真不知麥迪遜作何感想！
合眾國人民卻應該額手稱慶。因為這樣一來，即便參眾兩院分別以三分之二多數再否決總統的否決，或者與總統相互勾結，強行通過某一惡法，最高法院還可以判其“違憲”。於是，立法就有了扎紮實實的三道防火牆──兩院分開立法一道，總統立法覆審一道，法院司法複決又一道。這第三道防火牆的建立，是馬歇爾的功勞。
馬歇爾不但實施了“司法複決”，而且還闡明了聯邦憲法和國會立法（即聯邦法律）的關係。這也是麥迪遜等制憲代表要說又沒有說清楚的話。我們知道，1787年制憲會議最重要的共識，就是接受了新澤西代表佩特森的提案：聯邦憲法、聯邦法律、聯邦條約，都是聯邦的最高法律。各州的憲法、立法和法官，都要受最高法律的約束；聯邦和各州的議員和官員，都要宣誓服從聯邦憲法。但是，同為聯邦最高法律的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也就是聯邦國會的立法）又是個什麼關係，他們就沒有明說了，雖然意思很清楚。
首先，馬歇爾宣布，對馬伯里的任命是合法有效的，馬伯里也有權得到這份任命書。因為任命是在前任總統有效任期內完成的，並已簽名貼封，即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依法，這些程序完成後，被委任人即獲得了“由此產生的相應法律權利”。如果政府未將委任狀送達，就構成了對被委任人的侵權，也就必須進行補償和補救。因為由法律保護的個人的權利，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所在。政府的首要職責，就是提供對這種權利的保護。不能保護已是瀆職，任意侵犯就更是違法。一個政府官員如果試圖這麼做，那麼，不論他是總統還是國務卿，都必須隨時準備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法院有權受理此案。
其次，他宣布，最高法院無權命令聯邦官員履行他職權以外的責任，但有權命令他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將任命書送交被任命人，是國務卿的責任。據此，並根據《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最高法院有權給國務卿麥迪遜下達強制令。
如果馬歇爾的判決只有這兩條，馬伯里的官司就算是打贏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大法官和國務卿的戰爭。但問題是馬歇爾的判決還有第三個內容。在肯定了上述兩點後，他宣布：儘管原告有權得到這份委任狀，最高法院卻無權命令被告將其送達，因為《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違憲，不能算數，更不能執行。也就是說，送不送委任狀，仍然是麥迪遜的事，最高法院管不著。而且，他還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從此作廢！
第37章 看法官告政府——讀“馬伯里訴麥迪遜案”（3）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官司：麥迪遜輸了理，馬伯里輸了利，馬歇爾則輸了權。他自己把國會給法院的“尚方寶劍”給廢掉了。但無論原告馬伯里，還是被告麥迪遜，還有國會和政府行政部門，都接受了這個判決。馬伯里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已經討回了公道，糾纏下去又於事無補；麥迪遜接受，可能是因為他原本理虧，實際上又沒有虧損。當然，他們也不是一無所獲。馬伯里討回了公道，麥迪遜則保住了體面。
歷史也接受了這個判決。在聯邦最高法院展廳的大法官塑像中，只有馬歇爾的塑像是全身的。他身後金字鐫刻的判詞，則有一條摘自本案。這說明美國人公認馬歇爾是歷史上最重要的首席大法官，也認同他的這一判決。其原因，我想很可能因為人們後來都逐漸意識到，本案其實有一位大贏家。他不是別人，正是美利堅合眾國。
贏家合眾國
我們先來看馬歇爾的判決。
馬歇爾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違憲作廢，此舉可謂驚世駭俗，我們中國人就更是看得目瞪口呆。我們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從來就只有爭權的，沒有讓權的。皇帝和宰相爭權，宰相和六部爭權，六部和地方官爭權，地方官和地方官爭權，哪有自己主動讓出權力的？一個首席大法官，居然不要國會授予自己的特權，這可真是咄咄怪事！
有人說，這也是被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馬歇爾處理此案確實為難。當時的情況，是麥迪遜有權無理，馬伯里有理無權，官司打到只有一間借來的辦公室的最高法院。打個中國式的比方，這就好比兩個壯漢拔刀相向，都要砍斷對方的手腕，卻又要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年做主。少年沒有辦法，只好說你們都別砍了，我砍我的行不行？就“壯士斷腕”了。
馬歇爾的判決有這麼一點意思。他既不能宣判馬伯里敗訴，又不能當真給麥迪遜下強制令，還不能裝作不知道有一個《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條可以用，也就只好宣布這條法律違憲作廢。不過，馬歇爾雖然砍了自己的胳膊，卻也打了麥迪遜（同時也打了傑斐遜）的耳光。從他前面的判詞看，這耳光打得其實蠻重的。而且，由於馬歇爾並沒有發出強制令，麥迪遜和傑斐遜發作不得，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打落了牙齒往肚子裡咽。所以，傑斐遜對馬歇爾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避之唯恐不及。傑斐遜甚至這樣對別人說：我和馬歇爾談話時從不表態。哪怕他問我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我也會說“對不起，先生，我不知道”。身為總統的傑斐遜這麼說，可見他在馬歇爾那裡肯定吃了不少虧。
的確，馬歇爾的政治主張雖然和漢密爾頓一脈相承，為人處世卻比漢密爾頓工於心計老謀深算。你看他處理此案，可謂欲擒故縱、聲東擊西、圍魏救趙。表面上口口聲聲說對馬伯里的訴訟請求無能為力，實際上掌掌打在麥迪遜和傑斐遜的臉上，還讓他們兩個無話可說。表面上看他舉起刀來砍斷了自己的手腕，實際上卻建立了解釋法律的最高權威，也建立了最高法院的至上權威。你想，最高法院連授予自己的特權都能宣布違憲無效，這還不是大公無私？這還不是氣壯山河？這樣一個連自己胳膊都敢砍的人，還有誰的胳膊不敢砍？下回大法官（當然不一定是馬歇爾）再要宣布某條法律違憲，大家是不能也不敢說三道四的。
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等聯邦黨人夢寐以求的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就這樣開始建立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馬歇爾也是個大贏家。
這對合眾國是極為有利的。我們知道，1787年制定憲法時，制憲代表們曾一致認為必須對國會的立法權加以制約和防範，以防國會通過“立惡法”來“施虐政”。最後通過的方案，是國會通過的立法，總統有權否決；而總統的否決，參眾兩院分別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又可以再否決。這是既防國會又防總統。但這並不能完全讓人放心。一是總統有可能頂不住國會的壓力，二是國會和總統有可能穿一條褲子。所以麥迪遜和威爾遜都主張讓司法部門也參加立法覆審，但戈勒姆、格里、拉特利奇、路德·馬丁等人反對。路德·馬丁認為，與其讓法官參與“立法覆審”，不如讓他進行“司法複決”，也就是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判定某一法律是合憲還是違憲，這樣更主動，也更保險。不過這個想法，當時也就是說說而已，從馬歇爾開始才動了真格。結果，麥迪遜為法官力爭又沒爭到的權力，被馬歇爾扎紮實實地爭到了手。而且到手的途徑，還正是拿麥迪遜開刀，在這位太歲頭上動土。真不知麥迪遜作何感想！
合眾國人民卻應該額手稱慶。因為這樣一來，即便參眾兩院分別以三分之二多數再否決總統的否決，或者與總統相互勾結，強行通過某一惡法，最高法院還可以判其“違憲”。於是，立法就有了扎紮實實的三道防火牆──兩院分開立法一道，總統立法覆審一道，法院司法複決又一道。這第三道防火牆的建立，是馬歇爾的功勞。
馬歇爾不但實施了“司法複決”，而且還闡明了聯邦憲法和國會立法（即聯邦法律）的關係。這也是麥迪遜等制憲代表要說又沒有說清楚的話。我們知道，1787年制憲會議最重要的共識，就是接受了新澤西代表佩特森的提案：聯邦憲法、聯邦法律、聯邦條約，都是聯邦的最高法律。各州的憲法、立法和法官，都要受最高法律的約束；聯邦和各州的議員和官員，都要宣誓服從聯邦憲法。但是，同為聯邦最高法律的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也就是聯邦國會的立法）又是個什麼關係，他們就沒有明說了，雖然意思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