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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馬伯里起訴到最高院，要的就是這道強制令。不發命令，就只有駁回起訴。駁回也是可以的。根據憲法，只有當案件的當事人是外國大使、公使、領事，或者當事方是聯邦的一個州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只能受理上訴。這是《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因此，馬歇爾完全可以對馬伯里說：老兄，你告錯了地方。你應該先到低級法院去告，告不贏了再來找我。
第36章 看法官告政府——讀“馬伯里訴麥迪遜案”（2）
不過這並不能達到維護司法和法律尊嚴的目的。因為馬伯里也完全可以對馬歇爾說：我沒告錯地方。我根據《1789年司法法》主張的權利，也就是要求給國務卿下達強制令這件事，只有最高法院才能支持，下級法院無權受理。如果最高法院也不受理，那麼，《1789年司法法》豈不等於放屁？
何況誰都看得出，最高法院如果駁回馬伯里的起訴，其真實原因決不是程序問題，而是害怕強權。你想吧，這個案子，一方是小法官，主張的其實是個人權利；另一方是國務卿，被要求的實際上是政府行為（完成該國務卿應該完成的“行政動作”）。所以這是一個“民告官”的案件，雙方力量誰強誰弱一目了然。民眾總是同情弱者的。中國人如此，美國人亦然。而且美國人還認為，我們之所以要法院，就是為了保護弱者不受欺負。現在，受欺負的公民找到保護神，請他出來給自己說句公道話，保護神卻說，你找錯了地方，你找別人吧！你說，老百姓聽了這話會怎麼想？肯定是從裡到外都涼透了。要知道，那是建國初期。人們更關心的還是實質正義，而不是程序公正。
顯然，發出命令並不可行，駁回起訴也不合適，法官馬歇爾陷入兩難。
那麼，原告又是怎麼想的呢？
原告馬伯里
對於原告馬伯里，我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喬治城鎮一位四十一歲的富商，有很多錢，也很想做官，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在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之初的那個風雲激盪英雄輩出的年代，他畢竟是個小人物。但他居然能夠打聽到事情的內幕，知道自己的任命被麥迪遜扣壓，想必也有些能耐。而他居然膽敢把現任國務卿告上法庭，還一狀就告到最高法院，那就不僅有能耐，而且有勇氣了。
馬伯里也是一個慎重的人。他自己是法官，打官司卻照樣規規矩矩請律師。他的律師能耐也不小，居然想到了《1789年司法法》這個法律依據。這也不奇怪，因為這位名叫查爾斯·李的律師，畢竟當過亞當斯內閣的總檢察長（也就是現在的司法部長）。所以麥迪遜準備應訴時，就請了現任的總檢察長萊維·林肯來當辯護律師。總之，在馬伯里和他的律師看來，他們的訴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於是他們便挺起丈二蛇矛，毫不客氣地直奔最高法院而來。至於這一告給大法官惹下多大麻煩，他們可不管。這也是典型的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只要有理，就上法庭。案子難不難判，不是他們要考慮的事情。
馬歇爾當然也不能埋怨馬伯里沒事找事。將心比心，換了馬歇爾自己，恐怕也會這麼做。何況《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國會不得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和要求申冤的權利。這一條款（還有其餘九條），被稱作“權利法案”。可見有狀告狀有冤申冤，天經地義就是每個公民的權利，而伸張正義平抑冤屈則原本就是法官的職責。他就是幹這個的，豈能因為事情難辦就把氣撒在原告身上？
這樣看，馬伯里就不僅只是一個案件的當事人了。他也可以看作一個文化符號和文化標誌，讓我們從中讀出文化精神來。
不妨設想，如果這事發生在古代中國，馬伯里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會怎麼樣？十有八九會自認倒霉。朝廷里已經換了“皇上”和“相爺”，老皇上的恩寵還能算數？當然不能。也就只好和新皇上、新相爺一起裝糊塗。而且，就算這位中國的馬伯里認死理，要找新皇上、新相爺討個說法，親朋好友也會把他死死攔住：怎麼著，找死呀？萬一皇上說，你說的那份先帝爺的遺詔，你打哪兒知道的？朕怎麼不知道？這時，你可怎麼講？好嘛，這可是十惡不赦的欺君之罪，要掉腦袋的！
即便這位中國的馬伯里手上有證據，也不管用。因為他的烏紗帽既然是皇帝給的，皇帝自然也可以再收回去。就算這回看在“先帝遺詔”的份上將委任狀發下，下回難道就不能找個岔子請你去蹲大獄？這個道理，中國的官員人人都懂，沒馬伯里那麼傻的。
美國的法官就兩樣了。他雖然是總統任命的，卻並不認為這是總統的“聖眷”或“人情”，反倒認為這是他應得應份的權利。《獨立宣言》說得很清楚：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人權，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認為做官是幸福的，那他就有權去追求做官。所以，美國的兒童在班上談理想時，可以宣稱自己長大了要當總統，也可以說自己長大了只想當個主婦。大家會一視同仁地為他們鼓掌，不會認為前一個大逆不道，後一個胸無大志。
那麼，這樣兩種文化，其精神的區別在哪裡呢？就在於對中國人來說，做什麼工作，擔任什麼職務，是臣民的義務；而對於美國人來說，則是個人的權利。這個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當然，不是說你想當什麼就能當什麼。但，第一，你有權去想；第二，如果被任命了，你有權去當。你可以放棄這個權利（辭職），也可能因為玩忽職守等原因失去這個權利（撤職），但不能稀里糊塗被剝奪這個權利。這就是馬伯里可以堂堂正正地狀告麥迪遜的原因，也是馬歇爾要給麥迪遜發通知的原因：你把人家的權利不明不白地剝奪了，你得有個說法。如果你不給這個說法，本大法官可就要給了！
因此，馬歇爾接受這個案子。
不能完全排除馬歇爾在這個問題上有“私心”。馬伯里的任命是他親自簽署的，他對馬伯里不可能不抱有同情。麥迪遜扣住他簽署的任命不發，他對麥迪遜不可能沒有意見。但如果說馬歇爾只想藉此機會“公報私仇”，那就未免太小看了他。馬歇爾可不是那種雞腸小肚的人。他固然為馬伯里的遭遇憤憤不平，也對麥迪遜的跋扈極為不滿，卻更看重司法的獨立和法律的尊嚴。他和亞當斯總統，都是對司法分支過弱的現狀憂心忡忡的。他們在任的時候一直想增強司法的力量，可惜一直收效甚微。
這裡面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立國不久，百廢待興，缺乏經驗，力不從心。但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法律和司法的分量，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和行政力量就可以增強的。法治的建設更要靠一個個具體的案例來進行。只有這些生動鮮活的案例，才能使法律深入人心。這就要有機會。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就是一個機會。所以這一回對於馬歇爾，借用我們愛說的話來講，便正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第36章 看法官告政府——讀“馬伯里訴麥迪遜案”（2）
不過這並不能達到維護司法和法律尊嚴的目的。因為馬伯里也完全可以對馬歇爾說：我沒告錯地方。我根據《1789年司法法》主張的權利，也就是要求給國務卿下達強制令這件事，只有最高法院才能支持，下級法院無權受理。如果最高法院也不受理，那麼，《1789年司法法》豈不等於放屁？
何況誰都看得出，最高法院如果駁回馬伯里的起訴，其真實原因決不是程序問題，而是害怕強權。你想吧，這個案子，一方是小法官，主張的其實是個人權利；另一方是國務卿，被要求的實際上是政府行為（完成該國務卿應該完成的“行政動作”）。所以這是一個“民告官”的案件，雙方力量誰強誰弱一目了然。民眾總是同情弱者的。中國人如此，美國人亦然。而且美國人還認為，我們之所以要法院，就是為了保護弱者不受欺負。現在，受欺負的公民找到保護神，請他出來給自己說句公道話，保護神卻說，你找錯了地方，你找別人吧！你說，老百姓聽了這話會怎麼想？肯定是從裡到外都涼透了。要知道，那是建國初期。人們更關心的還是實質正義，而不是程序公正。
顯然，發出命令並不可行，駁回起訴也不合適，法官馬歇爾陷入兩難。
那麼，原告又是怎麼想的呢？
原告馬伯里
對於原告馬伯里，我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喬治城鎮一位四十一歲的富商，有很多錢，也很想做官，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在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之初的那個風雲激盪英雄輩出的年代，他畢竟是個小人物。但他居然能夠打聽到事情的內幕，知道自己的任命被麥迪遜扣壓，想必也有些能耐。而他居然膽敢把現任國務卿告上法庭，還一狀就告到最高法院，那就不僅有能耐，而且有勇氣了。
馬伯里也是一個慎重的人。他自己是法官，打官司卻照樣規規矩矩請律師。他的律師能耐也不小，居然想到了《1789年司法法》這個法律依據。這也不奇怪，因為這位名叫查爾斯·李的律師，畢竟當過亞當斯內閣的總檢察長（也就是現在的司法部長）。所以麥迪遜準備應訴時，就請了現任的總檢察長萊維·林肯來當辯護律師。總之，在馬伯里和他的律師看來，他們的訴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於是他們便挺起丈二蛇矛，毫不客氣地直奔最高法院而來。至於這一告給大法官惹下多大麻煩，他們可不管。這也是典型的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只要有理，就上法庭。案子難不難判，不是他們要考慮的事情。
馬歇爾當然也不能埋怨馬伯里沒事找事。將心比心，換了馬歇爾自己，恐怕也會這麼做。何況《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國會不得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和要求申冤的權利。這一條款（還有其餘九條），被稱作“權利法案”。可見有狀告狀有冤申冤，天經地義就是每個公民的權利，而伸張正義平抑冤屈則原本就是法官的職責。他就是幹這個的，豈能因為事情難辦就把氣撒在原告身上？
這樣看，馬伯里就不僅只是一個案件的當事人了。他也可以看作一個文化符號和文化標誌，讓我們從中讀出文化精神來。
不妨設想，如果這事發生在古代中國，馬伯里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會怎麼樣？十有八九會自認倒霉。朝廷里已經換了“皇上”和“相爺”，老皇上的恩寵還能算數？當然不能。也就只好和新皇上、新相爺一起裝糊塗。而且，就算這位中國的馬伯里認死理，要找新皇上、新相爺討個說法，親朋好友也會把他死死攔住：怎麼著，找死呀？萬一皇上說，你說的那份先帝爺的遺詔，你打哪兒知道的？朕怎麼不知道？這時，你可怎麼講？好嘛，這可是十惡不赦的欺君之罪，要掉腦袋的！
即便這位中國的馬伯里手上有證據，也不管用。因為他的烏紗帽既然是皇帝給的，皇帝自然也可以再收回去。就算這回看在“先帝遺詔”的份上將委任狀發下，下回難道就不能找個岔子請你去蹲大獄？這個道理，中國的官員人人都懂，沒馬伯里那麼傻的。
美國的法官就兩樣了。他雖然是總統任命的，卻並不認為這是總統的“聖眷”或“人情”，反倒認為這是他應得應份的權利。《獨立宣言》說得很清楚：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人權，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認為做官是幸福的，那他就有權去追求做官。所以，美國的兒童在班上談理想時，可以宣稱自己長大了要當總統，也可以說自己長大了只想當個主婦。大家會一視同仁地為他們鼓掌，不會認為前一個大逆不道，後一個胸無大志。
那麼，這樣兩種文化，其精神的區別在哪裡呢？就在於對中國人來說，做什麼工作，擔任什麼職務，是臣民的義務；而對於美國人來說，則是個人的權利。這個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當然，不是說你想當什麼就能當什麼。但，第一，你有權去想；第二，如果被任命了，你有權去當。你可以放棄這個權利（辭職），也可能因為玩忽職守等原因失去這個權利（撤職），但不能稀里糊塗被剝奪這個權利。這就是馬伯里可以堂堂正正地狀告麥迪遜的原因，也是馬歇爾要給麥迪遜發通知的原因：你把人家的權利不明不白地剝奪了，你得有個說法。如果你不給這個說法，本大法官可就要給了！
因此，馬歇爾接受這個案子。
不能完全排除馬歇爾在這個問題上有“私心”。馬伯里的任命是他親自簽署的，他對馬伯里不可能不抱有同情。麥迪遜扣住他簽署的任命不發，他對麥迪遜不可能沒有意見。但如果說馬歇爾只想藉此機會“公報私仇”，那就未免太小看了他。馬歇爾可不是那種雞腸小肚的人。他固然為馬伯里的遭遇憤憤不平，也對麥迪遜的跋扈極為不滿，卻更看重司法的獨立和法律的尊嚴。他和亞當斯總統，都是對司法分支過弱的現狀憂心忡忡的。他們在任的時候一直想增強司法的力量，可惜一直收效甚微。
這裡面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立國不久，百廢待興，缺乏經驗，力不從心。但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法律和司法的分量，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和行政力量就可以增強的。法治的建設更要靠一個個具體的案例來進行。只有這些生動鮮活的案例，才能使法律深入人心。這就要有機會。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就是一個機會。所以這一回對於馬歇爾，借用我們愛說的話來講，便正是機遇與挑戰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