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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那時並不相信我是讀書的料，因為從一年級起，我的成績就很勉強，有時還逃學。但《紅岩》我讀到一半，十分牽腸掛肚，於是就四處向同學借。同學都沒有這本書，有個同學借出一本《紅珊瑚》，另一本《歐陽海之歌》是鄰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級下，老師發給我一本薄薄的讀物《芬芬為什麼願意剃光頭》。這三本書成了我最早的啟蒙讀物，我讀得如饑似渴，當然當時讀書只是憑興趣，沒什麼功利心。大段的敘述我不喜歡，讀書總是挑選喜歡的片斷，比如《歐陽海之歌》專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讀，《紅珊瑚》則反覆咀嚼對敵人的描寫。
四年級，老師布置了一篇題為《雪》的作文，我當場寫完交給老師後，她竟大聲叫好，井推薦給少年宮去展出。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孩就因為從書中得到養料，一下子成為全年級矚目的作文尖子。老師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鄭重地談了她的發現，在那時，父母們並不考慮培養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師的談話使我父母隱約感覺到將來家裡可能要出個文科大學生。
母親開了書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囑我看書前要洗淨雙手，不可在書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書時格外提心弔膽，擔心會出手汗。母親借回的書沒有明確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說都有，所以我也讀得很廣，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乾脆跳過去。像一些當代小說《風雪》、《山鄉巨變》、《青春戰火》我都讀得滾瓜爛熟；外國小說像《青年近衛軍》、《簡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僅生詞驟增，生活場景生疏，就連人名記起來也有障礙，只能發明土辦法：羅徹斯特就叫成羅。有時母親考我，發覺我連人物名稱都說不全，不禁大笑起來。
我真正接觸兒童文學作品卻是稍後的事，那時我已是公認的作文尖子，校方獎給我一張少兒圖書館的書卡。我借的書很雜，民間傳說、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書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話和小說。那時我特別喜歡《苦兒流浪記》，很想自己也成為苦兒：歷盡不凡的坎坷，顛簸著尋到美滿和幸福。中國小說中，我當時狂熱地迷過胡萬春的《過年》和《骨肉》，這些小說我精讀到了能背誦的地步，有些細節事過二十年我仍能點點滴滴複述。後來，我還喜歡過任大霖的《童年時代的夥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圍。
緊接著，"文革"開始，圖書館也封掉了，幾乎所有的好書都列為禁書。鬧書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發。一次弟弟從垃圾箱裡找到一本民間故事集，很破，但我們用厚紙板把它弄成"精裝"，以它為資本和同學交換書看，像《傲慢與偏見》、《紅與黑》、《高老頭》這些名著都是這時候讀的，書少時間多，因此讀得一字不漏。
進中學後，議論文很走紅，我又專攻議論文，範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寧主義萬歲》，那本書激情昂揚，措詞辛辣；因此我當時的文風也頗為銳利，被老師和同學譽為“秦克思”。畢業前夕填表，我毫不猶豫地在“有無特長”這一欄，填上“擅長寫作”，那時的自我感覺真是好極了。
初中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大興安嶺林區當代木工，這對一個從未坐過火車的上海女孩來說簡直太嚴峻，十六歲多點的我有些膽怯，有點戀家，幸虧那本裝訂一新的“拳頭產品”：我收集了小學中學最滿意的作文，它讓我為自己壯膽——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區，惡劣的氣候，力不從心的重體力勞動，加上周圍的朋友有的出工傷、有的患重病，我的腳趾和臉頰也被嚴酷的冰雪凍傷；那本作文集則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那裡交通落後，深山老林書報都難尋，業餘時間唯一能做的快樂事就是寫家信和記日記。我的家信寫得很動情，父母每每回信稱讚我寫得繪聲繪色，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連隊的一則見聞寫成小故事，寄給當地的一家報紙，寄出後，我就眼巴巴地盼著見報，暗想，報社是不會拒絕一個作文尖子的，結果，稿件被退回，還附有編輯的信，他建議我看一些哲學書。
我大受啟發，將過去冷落的一些知識性的書找出來，像《社會發展簡史》、《反杜林論》、《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還讀了許多魯迅的雜文和比較淺顯的古文，如《古文觀止》等，讀這些書感到有些深奧，一遍不懂就讀幾遍，還把心得和疑點筆錄下來。這一習慣有助於我知識的積累和寫作能力的提高，它讓我對有興趣的書進行深深淺淺的研究，同時，遇上好的論點和精彩的描繪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這種做筆錄的讀書習慣延續至今，因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實惠。
我現在讀書仍有熱情，但緊迫感不如當年，很可能是因為現在的生活內容複雜繁瑣，讀書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時代，讀書是我全部的生活樂趣。
常常收到少年讀者的來信詢問我的成長道路，有的讓我開列書單。其實我的讀書之路過於泥濘，現在完全可以走捷徑。名著是一種財富，讀通了它們，世界的真諦、生活的原則便掌握在手，而且文學的素養對人生有著不可估量的力量，連名著都沒接觸多少的人絕不會是個精神豐富的有涵養的人。但有時，書可以讀得廣一些，文理百科，天上地下，開卷有益。我總想，一本書能得以出版，總有道理，總有長處，即便立論荒謬，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圓其說。一方面，要有讀萬卷書的氣魄，另一方面讀書要分粗讀和精讀兩種，粗讀只是一般地翻閱，開拓思路，增加見識；精讀則一絲不苟，作筆記，深思磨，做有心人。
至於有人問我為何要寫兒童文學，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有些難度的，因為我在開始兒童文學創作時，沒有很好地想過這個問題，而是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這條路。當時，有許多條路可選擇，但我沒有猶豫。從開始兒童文學創作到現在，已經十年了，我只能回顧當時的情景，來推想當年為何要開始寫兒童文學。
首先，我覺得之所以寫兒童文學，是因為我很喜歡孩子。小時候，我就喜歡比我更小的孩子。這也是一種緣分，一種天性。後來，生活經歷又決定、加強了我與兒童的關係。我上小學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歲就去黑龍江“上山下鄉”，那是個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歲時，到當地一個小學去教書。我帶一個一年級的新生班，有五十個學生。因為文化落後，那兒的孩子基礎很差，比如說，讓他們把書翻到第一頁，但沒人知道什麼叫“第一頁”，沒有這個概念，我只能輪番走到每一個座位上，告訴他們什麼叫“第一頁”。那幾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廁所，有時就要提醒他們，否則就會尿濕褲子，有的孩子甚至還不會系褲帶，需要我的照顧。總之，這使我能跟這些孩子朝夕相處。同時也發現了許多成人與孩子的差異。有一次，我給一個學生補課，他有些字不識，碰到了障礙。我問他：“為什麼書上的字你都認識，而黑板上的字你卻不認識？”他說：“你的字寫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後來，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識字，是把字當成一種圖畫來識的，於是，我就盡力把字寫得小一些，不想，這卻成為了習慣了。我教了他們五年，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天天在一起，我變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來，我童年體質弱，很敏感，那時積累的東西到了成年卻逐漸疏遠了，而那些孩子，又喚回了我當年的感受，當時的那種恐懼，那種幻覺重新襲上心頭。我感受到，兒童期的感情其實是非常豐富的，但能力卻達不到，力不從心，因此就總有種不安全的感覺。我甚至想起小時候，跟大人說話時，我總是站得很遠，靠在牆邊，因為仰臉看大人的臉總是很累。後來，我回上海了，臨走時，我的學生都跟著火車跑，追著我。這一幕我回城後總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試著寫了一篇小散文，抒發自己的感情、思念，後來，稿子去給一個朋友看，他說：“這是兒童文學麼！”後來我把那篇散文寫成一部中篇小說，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說，寫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東北的孩子。
四年級，老師布置了一篇題為《雪》的作文，我當場寫完交給老師後，她竟大聲叫好，井推薦給少年宮去展出。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孩就因為從書中得到養料，一下子成為全年級矚目的作文尖子。老師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鄭重地談了她的發現，在那時，父母們並不考慮培養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師的談話使我父母隱約感覺到將來家裡可能要出個文科大學生。
母親開了書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囑我看書前要洗淨雙手，不可在書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書時格外提心弔膽，擔心會出手汗。母親借回的書沒有明確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說都有，所以我也讀得很廣，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乾脆跳過去。像一些當代小說《風雪》、《山鄉巨變》、《青春戰火》我都讀得滾瓜爛熟；外國小說像《青年近衛軍》、《簡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僅生詞驟增，生活場景生疏，就連人名記起來也有障礙，只能發明土辦法：羅徹斯特就叫成羅。有時母親考我，發覺我連人物名稱都說不全，不禁大笑起來。
我真正接觸兒童文學作品卻是稍後的事，那時我已是公認的作文尖子，校方獎給我一張少兒圖書館的書卡。我借的書很雜，民間傳說、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書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話和小說。那時我特別喜歡《苦兒流浪記》，很想自己也成為苦兒：歷盡不凡的坎坷，顛簸著尋到美滿和幸福。中國小說中，我當時狂熱地迷過胡萬春的《過年》和《骨肉》，這些小說我精讀到了能背誦的地步，有些細節事過二十年我仍能點點滴滴複述。後來，我還喜歡過任大霖的《童年時代的夥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圍。
緊接著，"文革"開始，圖書館也封掉了，幾乎所有的好書都列為禁書。鬧書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發。一次弟弟從垃圾箱裡找到一本民間故事集，很破，但我們用厚紙板把它弄成"精裝"，以它為資本和同學交換書看，像《傲慢與偏見》、《紅與黑》、《高老頭》這些名著都是這時候讀的，書少時間多，因此讀得一字不漏。
進中學後，議論文很走紅，我又專攻議論文，範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寧主義萬歲》，那本書激情昂揚，措詞辛辣；因此我當時的文風也頗為銳利，被老師和同學譽為“秦克思”。畢業前夕填表，我毫不猶豫地在“有無特長”這一欄，填上“擅長寫作”，那時的自我感覺真是好極了。
初中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大興安嶺林區當代木工，這對一個從未坐過火車的上海女孩來說簡直太嚴峻，十六歲多點的我有些膽怯，有點戀家，幸虧那本裝訂一新的“拳頭產品”：我收集了小學中學最滿意的作文，它讓我為自己壯膽——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區，惡劣的氣候，力不從心的重體力勞動，加上周圍的朋友有的出工傷、有的患重病，我的腳趾和臉頰也被嚴酷的冰雪凍傷；那本作文集則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那裡交通落後，深山老林書報都難尋，業餘時間唯一能做的快樂事就是寫家信和記日記。我的家信寫得很動情，父母每每回信稱讚我寫得繪聲繪色，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連隊的一則見聞寫成小故事，寄給當地的一家報紙，寄出後，我就眼巴巴地盼著見報，暗想，報社是不會拒絕一個作文尖子的，結果，稿件被退回，還附有編輯的信，他建議我看一些哲學書。
我大受啟發，將過去冷落的一些知識性的書找出來，像《社會發展簡史》、《反杜林論》、《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還讀了許多魯迅的雜文和比較淺顯的古文，如《古文觀止》等，讀這些書感到有些深奧，一遍不懂就讀幾遍，還把心得和疑點筆錄下來。這一習慣有助於我知識的積累和寫作能力的提高，它讓我對有興趣的書進行深深淺淺的研究，同時，遇上好的論點和精彩的描繪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這種做筆錄的讀書習慣延續至今，因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實惠。
我現在讀書仍有熱情，但緊迫感不如當年，很可能是因為現在的生活內容複雜繁瑣，讀書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時代，讀書是我全部的生活樂趣。
常常收到少年讀者的來信詢問我的成長道路，有的讓我開列書單。其實我的讀書之路過於泥濘，現在完全可以走捷徑。名著是一種財富，讀通了它們，世界的真諦、生活的原則便掌握在手，而且文學的素養對人生有著不可估量的力量，連名著都沒接觸多少的人絕不會是個精神豐富的有涵養的人。但有時，書可以讀得廣一些，文理百科，天上地下，開卷有益。我總想，一本書能得以出版，總有道理，總有長處，即便立論荒謬，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圓其說。一方面，要有讀萬卷書的氣魄，另一方面讀書要分粗讀和精讀兩種，粗讀只是一般地翻閱，開拓思路，增加見識；精讀則一絲不苟，作筆記，深思磨，做有心人。
至於有人問我為何要寫兒童文學，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有些難度的，因為我在開始兒童文學創作時，沒有很好地想過這個問題，而是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這條路。當時，有許多條路可選擇，但我沒有猶豫。從開始兒童文學創作到現在，已經十年了，我只能回顧當時的情景，來推想當年為何要開始寫兒童文學。
首先，我覺得之所以寫兒童文學，是因為我很喜歡孩子。小時候，我就喜歡比我更小的孩子。這也是一種緣分，一種天性。後來，生活經歷又決定、加強了我與兒童的關係。我上小學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歲就去黑龍江“上山下鄉”，那是個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歲時，到當地一個小學去教書。我帶一個一年級的新生班，有五十個學生。因為文化落後，那兒的孩子基礎很差，比如說，讓他們把書翻到第一頁，但沒人知道什麼叫“第一頁”，沒有這個概念，我只能輪番走到每一個座位上，告訴他們什麼叫“第一頁”。那幾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廁所，有時就要提醒他們，否則就會尿濕褲子，有的孩子甚至還不會系褲帶，需要我的照顧。總之，這使我能跟這些孩子朝夕相處。同時也發現了許多成人與孩子的差異。有一次，我給一個學生補課，他有些字不識，碰到了障礙。我問他：“為什麼書上的字你都認識，而黑板上的字你卻不認識？”他說：“你的字寫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後來，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識字，是把字當成一種圖畫來識的，於是，我就盡力把字寫得小一些，不想，這卻成為了習慣了。我教了他們五年，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天天在一起，我變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來，我童年體質弱，很敏感，那時積累的東西到了成年卻逐漸疏遠了，而那些孩子，又喚回了我當年的感受，當時的那種恐懼，那種幻覺重新襲上心頭。我感受到，兒童期的感情其實是非常豐富的，但能力卻達不到，力不從心，因此就總有種不安全的感覺。我甚至想起小時候，跟大人說話時，我總是站得很遠，靠在牆邊，因為仰臉看大人的臉總是很累。後來，我回上海了，臨走時，我的學生都跟著火車跑，追著我。這一幕我回城後總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試著寫了一篇小散文，抒發自己的感情、思念，後來，稿子去給一個朋友看，他說：“這是兒童文學麼！”後來我把那篇散文寫成一部中篇小說，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說，寫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東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