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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麼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裡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煉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1958年11月下放農村，12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裡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煉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霉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裡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周末回家。煉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臥房裡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裡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里，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帳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乾麵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台。我們添買了家具，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麼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對象。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一九六四年，所內同事下鄉四清，我也報了名。但我這“老先生”沒批准參加，留所為一小班“年輕人”修改文章。我偶爾聽到譏誚聲，覺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鍾書結束了英譯毛選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為“毛主席詩詞翻譯五人小組”的成員。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沒回家過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鄉城關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績斐然，隨即由工作隊員蔣亨俊（校方）及馬六孩（公社）介紹，“火線入黨”。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煉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1958年11月下放農村，12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裡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煉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霉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裡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周末回家。煉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臥房裡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裡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里，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帳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乾麵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台。我們添買了家具，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麼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對象。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一九六四年，所內同事下鄉四清，我也報了名。但我這“老先生”沒批准參加，留所為一小班“年輕人”修改文章。我偶爾聽到譏誚聲，覺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鍾書結束了英譯毛選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為“毛主席詩詞翻譯五人小組”的成員。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沒回家過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鄉城關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績斐然，隨即由工作隊員蔣亨俊（校方）及馬六孩（公社）介紹，“火線入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