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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瑗復學，俄語很順溜地跟上了；不僅跟上，大概還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學生”。“三好學生”跑不了會成共青團員。阿瑗一次回家，苦惱得又迸出了小眼淚。她說：“他們老叫我入團，我總說，還不夠格呢，讓我慢慢爭取吧；現在他們全都說我夠格了，我怎麼說呢？”她說：“入了團就和家裡不親了，家裡儘是‘糖衣炮彈’了。”
我安慰她說：“你不會和家裡不親。媽媽也不會‘扯你後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團員，和家裡的關係分毫沒變。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學畢業，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她的志願是“當教師的尖兵”。我學我爸爸的榜樣：孩子自己決定的事，不予干涉。錢瑗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她一輩子是教師隊伍里的一名尖兵。
鍾書在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雖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並未結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譯毛主席詩詞的小組成員。“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繼續工作，直到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才全部結束。這麼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只二三人，翻譯詩詞組只五人。鍾書同時兼任所內的研究工作，例如參加古典的《唐詩選注》。
錢瑗考取大學以後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隨鍾書到武昌省親。我公公婆婆居住學校宿舍。鍾書曾幾度在暑期中請“探親假”省視父母。這回帶了阿瑗回去。
大熱天，武漢又是高溫地區，兩人回來，又黑又瘦。黑是太陽曬的，瘦則各有原因。鍾書吃慣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飢半飽。爹爹睡覺不分日夜。他半夜讀書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喚醒，傳授心得。一個欠吃，一個欠睡，都瘦了。
這時爹爹已不要求鍾書“養志”（養志的弟弟攜家僑居緬甸）。他最寵愛的是“女孫健汝”，鍾書已是四十五十之間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談家常了。爹爹可憐娘寂寞，而兩人很少共同語言。他常自稱“拗荊”。我問鍾書什麼意思。鍾書說，表示他對妻子拗執。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稱“拗荊”，也是老人對老妻的愛憐吧？
鍾書阿瑗回京，帶給我一個爹爹給我的銅質鏤金字的豬符，因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問是單給我一人，還是別人都有。他們說，單給我一人的。我就特別寶貝。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間，鍾書惦著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詩五首。第五首有“隱隱遙空碾懣雷”，“啼鳩忽噤雨將來”之句。這五首詩，作於“早春天氣”的前夕。這年六月發動了反右運動，未能再次請假探親。
那時鐘書的三弟已回國，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歸無錫，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這年十一月在武漢去世，我婆婆次年在無錫去世；我公公的靈柩運回無錫，合葬梅山。
（十二）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來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儘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1958年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我安慰她說：“你不會和家裡不親。媽媽也不會‘扯你後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團員，和家裡的關係分毫沒變。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學畢業，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她的志願是“當教師的尖兵”。我學我爸爸的榜樣：孩子自己決定的事，不予干涉。錢瑗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她一輩子是教師隊伍里的一名尖兵。
鍾書在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雖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並未結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譯毛主席詩詞的小組成員。“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繼續工作，直到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才全部結束。這麼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只二三人，翻譯詩詞組只五人。鍾書同時兼任所內的研究工作，例如參加古典的《唐詩選注》。
錢瑗考取大學以後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隨鍾書到武昌省親。我公公婆婆居住學校宿舍。鍾書曾幾度在暑期中請“探親假”省視父母。這回帶了阿瑗回去。
大熱天，武漢又是高溫地區，兩人回來，又黑又瘦。黑是太陽曬的，瘦則各有原因。鍾書吃慣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飢半飽。爹爹睡覺不分日夜。他半夜讀書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喚醒，傳授心得。一個欠吃，一個欠睡，都瘦了。
這時爹爹已不要求鍾書“養志”（養志的弟弟攜家僑居緬甸）。他最寵愛的是“女孫健汝”，鍾書已是四十五十之間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談家常了。爹爹可憐娘寂寞，而兩人很少共同語言。他常自稱“拗荊”。我問鍾書什麼意思。鍾書說，表示他對妻子拗執。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稱“拗荊”，也是老人對老妻的愛憐吧？
鍾書阿瑗回京，帶給我一個爹爹給我的銅質鏤金字的豬符，因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問是單給我一人，還是別人都有。他們說，單給我一人的。我就特別寶貝。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間，鍾書惦著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詩五首。第五首有“隱隱遙空碾懣雷”，“啼鳩忽噤雨將來”之句。這五首詩，作於“早春天氣”的前夕。這年六月發動了反右運動，未能再次請假探親。
那時鐘書的三弟已回國，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歸無錫，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這年十一月在武漢去世，我婆婆次年在無錫去世；我公公的靈柩運回無錫，合葬梅山。
（十二）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1957年的5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來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儘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1958年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