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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店停止供應“炮轟派”家屬糧食。
醫院不給“炮轟派”家屬看病，不接受他們的家屬住院。
小學校不許“炮轟派”的孩子跨入校門。
街道委員會不發給“炮轟派”家屬一切購買票證。不給“炮轟派”的兒女們辦結婚手續。不給“炮轟派”的出生嬰兒落戶口。
“革命委員會”這個“無產階級的嶄新政權”對“炮轟派”採取蔣介石對“共區”的封鎖政策。
“捍聯總”的廣播車每天在“東方紅城”駛來駛去，耀武揚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會變，
日夜在磨刀，
妄圖反奪權，
我們時刻準備打，
誓死捍衛新政權……
“捍聯總”的戰歌，每天響徹“東方紅城”。
“炮轟派”則採取“哀兵戰略”，派出“別動隊”，在黑夜分批將家屬孩子掩護到“根據地”，與他們共患難。
於是許許多多市民，漸漸開始同情“炮轟派”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捍聯總”大失人心。
“炮轟派”獲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戰略防禦”轉而“戰略反攻”。
設在“哈一機”的“炮轟派”總部，常常派出“別動隊”為自己的戰士及其家屬子女們搞糧食、煤、木柴、醫藥、蔬菜、孩子們的讀書文具。因為“哈一機”是製造裝甲車和坦克的，“別動隊”出擊，便有裝甲車和坦克開路。
裝甲車和坦克開到某一糧店、煤場、菜市或醫院，手腳敏捷，身強力壯的“別動隊”隊員們，彬彬有禮然而氣勢凜凜地找到頭頭腦腦，說：“我們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的生存向你們借糧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醫藥品”……
他們象當年八路軍的武工隊一樣，短槍明面插在腰間，豈敢不借？
膽小的立刻點頭哈腰，低眉順眼地回答：“好說，好說，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夠不夠？人手不夠我派幾個人幫你們裝車！……”
膽大的可能會斗膽問一句：“什麼時候還啊？我對上邊總得有個交待呀！”
“什麼時候還？等我們奪取了政權再還！”照例是這樣的回答。
並且還煞有介事地寫一份“借”據：
今借某某糧店麵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兩桶。革命勝利之後，如數歸還。
“炮轟派別動隊”
一九六七年×月×日
還要鄭鄭重重地蓋上“炮轟總司令部”的鮮紅大印。
還要囑咐一句：“別弄丟了，好好保存，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憑著它來找我們！”
當然一百袋，兩桶不過是象徵數字。
但他們有一點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罵，很象是“借”的樣子。“借”據上寫著“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絕不貪得無厭。
他們走了，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還挺好的。有人甚至認為“炮轟派”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鐵軍”——“借”東西還留“借”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組織不是怪少見的嗎？
“別動隊”沒有給“炮轟派”的聲譽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相反，倒是給被“捍聯總”攻擊為“炮匪”的他們塗上了種種傳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樣喜歡。傳奇色彩竟沖淡了“階級鬥爭”的嚴峻性。“別動隊”給“東方紅城”帶來了許多新故事。老百姓對這類新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茶餘飯後有了談話的資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語言講述著這些話題。用他們的想像豐富著這些話題。演義著這些話題。
“炮轟派”有時也使“捍聯總”難以預測地衝出各個“根據地”，匯聚一起，舉行示威。那是挺壯觀的情形：裝甲車和坦克前頭開路，後面壓陣。有時出動三四輛，有時出動五六輛。連他們的廣播車也焊上了裝甲鋼板。坦克的烏黑炮筒高昂著、隨時準備she出“憤怒的炮彈”似的。裝甲車的機關槍口，前後左右不停旋轉，虎視眈眈。“捍聯總”雖然有省軍區發給的優良槍枝，但畢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省軍區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所以當“炮轟派”舉行示威，“捍聯總”便偃旗息鼓，絕不敢與“炮轟派”發生正面衝突。而老百姓則夾道觀望，為其軍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裡，對“文化大革命”已經普遍地產生了相當強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說：“左右也是個亂，總歸也是個亂，那就讓‘炮轟派’亂他媽個夠吧！他媽的中國亂到不能再亂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結束！要不是沒個結束的！”
我們學校是“捍聯總”掌權。只有幾十個“炮匪”。我們不敢在學校里暴露身分。我們仍得參加“捍聯總”的活動。我們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員”吧！我們經常對“捍聯總”的活動進行點小破壞，比如將他們寫在“緊急通知”上的活動時間偷偷更改啦，藏起他們的旗幟啦，盜走他們的公章啦，撕毀他們的大字報大標語啦，割斷他們的廣播喇叭線啦，以“炮轟派別動隊”的名義往他們的頭頭家裡寫恐嚇信啦……我們做這些事，覺得自己如同革命電影中機智勇敢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覺得是在與“白色恐怖”進行卓越的鬥爭。
我們認為所做的一切還是不夠英雄，無非是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做的一些事。連“小兵張嘎”為革命所冒的風險我們還沒冒過呢！
我們渴望著經歷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們湊在一起來商量，英雄所見略同——人人都認為我們應該參加“炮轟派”的“別動隊”。
腰間明面插著短槍，站在裝甲車的踏板上，抖擻威風，招搖過市，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將一份“借”據啪地拍在一張桌子上，凜凜地說：“以革命的名義！我們借……”
或者凜凜地說：“你們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隨‘捍聯總’了！我們‘炮轟派’總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權的！……”
那是何等的氣魄？
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們一個個激動不已！重要的並不在於“總有一天”“炮轟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權。我們對什麼鳥政權一點也不感興趣！政權掌握在誰手中對我們反正都是一個樣。重要的在於，除了當“炮轟派別動隊”，還有當什麼更能使我們顯示出自己是些鐵血男兒呢？“別動隊”——比什麼造反團之類響亮多了！
於是我們紛紛咬破手指，合寫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轟派別動隊”的血書，由一人揣身上。當夜，我在家留了一張紙條——媽媽，我和我的戰友們到我們的根據地去了。我們要為我們的根據地的存在而浴血奮戰！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萬不要難過。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這乃我和戰友們的鏗鏘誓言！
醫院不給“炮轟派”家屬看病，不接受他們的家屬住院。
小學校不許“炮轟派”的孩子跨入校門。
街道委員會不發給“炮轟派”家屬一切購買票證。不給“炮轟派”的兒女們辦結婚手續。不給“炮轟派”的出生嬰兒落戶口。
“革命委員會”這個“無產階級的嶄新政權”對“炮轟派”採取蔣介石對“共區”的封鎖政策。
“捍聯總”的廣播車每天在“東方紅城”駛來駛去，耀武揚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會變，
日夜在磨刀，
妄圖反奪權，
我們時刻準備打，
誓死捍衛新政權……
“捍聯總”的戰歌，每天響徹“東方紅城”。
“炮轟派”則採取“哀兵戰略”，派出“別動隊”，在黑夜分批將家屬孩子掩護到“根據地”，與他們共患難。
於是許許多多市民，漸漸開始同情“炮轟派”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捍聯總”大失人心。
“炮轟派”獲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戰略防禦”轉而“戰略反攻”。
設在“哈一機”的“炮轟派”總部，常常派出“別動隊”為自己的戰士及其家屬子女們搞糧食、煤、木柴、醫藥、蔬菜、孩子們的讀書文具。因為“哈一機”是製造裝甲車和坦克的，“別動隊”出擊，便有裝甲車和坦克開路。
裝甲車和坦克開到某一糧店、煤場、菜市或醫院，手腳敏捷，身強力壯的“別動隊”隊員們，彬彬有禮然而氣勢凜凜地找到頭頭腦腦，說：“我們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的生存向你們借糧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醫藥品”……
他們象當年八路軍的武工隊一樣，短槍明面插在腰間，豈敢不借？
膽小的立刻點頭哈腰，低眉順眼地回答：“好說，好說，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夠不夠？人手不夠我派幾個人幫你們裝車！……”
膽大的可能會斗膽問一句：“什麼時候還啊？我對上邊總得有個交待呀！”
“什麼時候還？等我們奪取了政權再還！”照例是這樣的回答。
並且還煞有介事地寫一份“借”據：
今借某某糧店麵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兩桶。革命勝利之後，如數歸還。
“炮轟派別動隊”
一九六七年×月×日
還要鄭鄭重重地蓋上“炮轟總司令部”的鮮紅大印。
還要囑咐一句：“別弄丟了，好好保存，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憑著它來找我們！”
當然一百袋，兩桶不過是象徵數字。
但他們有一點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罵，很象是“借”的樣子。“借”據上寫著“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絕不貪得無厭。
他們走了，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還挺好的。有人甚至認為“炮轟派”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鐵軍”——“借”東西還留“借”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組織不是怪少見的嗎？
“別動隊”沒有給“炮轟派”的聲譽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相反，倒是給被“捍聯總”攻擊為“炮匪”的他們塗上了種種傳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樣喜歡。傳奇色彩竟沖淡了“階級鬥爭”的嚴峻性。“別動隊”給“東方紅城”帶來了許多新故事。老百姓對這類新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茶餘飯後有了談話的資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語言講述著這些話題。用他們的想像豐富著這些話題。演義著這些話題。
“炮轟派”有時也使“捍聯總”難以預測地衝出各個“根據地”，匯聚一起，舉行示威。那是挺壯觀的情形：裝甲車和坦克前頭開路，後面壓陣。有時出動三四輛，有時出動五六輛。連他們的廣播車也焊上了裝甲鋼板。坦克的烏黑炮筒高昂著、隨時準備she出“憤怒的炮彈”似的。裝甲車的機關槍口，前後左右不停旋轉，虎視眈眈。“捍聯總”雖然有省軍區發給的優良槍枝，但畢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省軍區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所以當“炮轟派”舉行示威，“捍聯總”便偃旗息鼓，絕不敢與“炮轟派”發生正面衝突。而老百姓則夾道觀望，為其軍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裡，對“文化大革命”已經普遍地產生了相當強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說：“左右也是個亂，總歸也是個亂，那就讓‘炮轟派’亂他媽個夠吧！他媽的中國亂到不能再亂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結束！要不是沒個結束的！”
我們學校是“捍聯總”掌權。只有幾十個“炮匪”。我們不敢在學校里暴露身分。我們仍得參加“捍聯總”的活動。我們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員”吧！我們經常對“捍聯總”的活動進行點小破壞，比如將他們寫在“緊急通知”上的活動時間偷偷更改啦，藏起他們的旗幟啦，盜走他們的公章啦，撕毀他們的大字報大標語啦，割斷他們的廣播喇叭線啦，以“炮轟派別動隊”的名義往他們的頭頭家裡寫恐嚇信啦……我們做這些事，覺得自己如同革命電影中機智勇敢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覺得是在與“白色恐怖”進行卓越的鬥爭。
我們認為所做的一切還是不夠英雄，無非是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做的一些事。連“小兵張嘎”為革命所冒的風險我們還沒冒過呢！
我們渴望著經歷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們湊在一起來商量，英雄所見略同——人人都認為我們應該參加“炮轟派”的“別動隊”。
腰間明面插著短槍，站在裝甲車的踏板上，抖擻威風，招搖過市，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將一份“借”據啪地拍在一張桌子上，凜凜地說：“以革命的名義！我們借……”
或者凜凜地說：“你們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隨‘捍聯總’了！我們‘炮轟派’總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權的！……”
那是何等的氣魄？
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們一個個激動不已！重要的並不在於“總有一天”“炮轟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權。我們對什麼鳥政權一點也不感興趣！政權掌握在誰手中對我們反正都是一個樣。重要的在於，除了當“炮轟派別動隊”，還有當什麼更能使我們顯示出自己是些鐵血男兒呢？“別動隊”——比什麼造反團之類響亮多了！
於是我們紛紛咬破手指，合寫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轟派別動隊”的血書，由一人揣身上。當夜，我在家留了一張紙條——媽媽，我和我的戰友們到我們的根據地去了。我們要為我們的根據地的存在而浴血奮戰！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萬不要難過。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這乃我和戰友們的鏗鏘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