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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沒有實現政治願望，感到失意的組織，紛紛集合在“炮轟派”的大旗下，聲勢日益壯大。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風雨滿樓，搖搖欲墜。
“炮轟派”們二次奪權，一舉攻占了幾所大學和幾座大工廠，作為“根據地”，召開了數萬人的“炮轟誓師大會”，成立了“炮轟總司令部”。
潘復生為挽救局面，鞏固交椅，以省軍區政委名義，下令軍隊對各級“革命委員會”實行武裝捍衛。他也只有這唯一的政治選擇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團”的頭目們，見有機可乘，召集各路舊部，組成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歸順省“革命委員會”，願聽“潘主任”指揮調遣。
潘復生正苦於沒有群眾組織力量的支持，對“捍聯總”的成立大加讚賞，親自參加“捍聯總”的成立大會，將當初與“炮轟派”們說過的“同呼吸共命運”的話，又在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了一遍——這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選擇。因為這樣一來，他這個剛任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實在是太容易被“炮轟派”們又抓住一條與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組織沆瀣一氣，鎮壓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僅靠軍隊來對付“炮轟派”，鎮壓的罪名更是無法洗清。利用“捍聯總”這一群眾組織與“炮轟派”較量，畢竟可以混淆視聽。
由於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捲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於，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斗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斗，是“大兵團”與“大兵團”斗，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斗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兒。象《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於是萬人慟哭。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義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著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註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跡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復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爭的號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
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並且我從來就不習慣於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失敗者。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內心的情感。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產生於失敗的痛苦之中。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著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我絕不相信這樣的勝利者會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論道。
在“捍聯總”與“炮轟派”之間，我便當然要加入後者的陣營了。
“捍聯總”代表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炮轟派”代表表一種不屈服的挑戰意志。正因為前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強大得多的，後者的挑戰意志才尤其顯得勇敢無畏，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炮轟派”的最終失敗，幾乎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義一開始就閃耀著悲劇精神。勇敢無畏的英雄主義加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簡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願為之去死。覺得那樣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貴的，無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轟派”占領的幾所大學工廠被圍困了起來。
“捍聯總”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權力方面，不但對“炮轟派”實行“專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轟派”的家屬們。
“炮轟派”們二次奪權，一舉攻占了幾所大學和幾座大工廠，作為“根據地”，召開了數萬人的“炮轟誓師大會”，成立了“炮轟總司令部”。
潘復生為挽救局面，鞏固交椅，以省軍區政委名義，下令軍隊對各級“革命委員會”實行武裝捍衛。他也只有這唯一的政治選擇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團”的頭目們，見有機可乘，召集各路舊部，組成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歸順省“革命委員會”，願聽“潘主任”指揮調遣。
潘復生正苦於沒有群眾組織力量的支持，對“捍聯總”的成立大加讚賞，親自參加“捍聯總”的成立大會，將當初與“炮轟派”們說過的“同呼吸共命運”的話，又在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了一遍——這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選擇。因為這樣一來，他這個剛任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實在是太容易被“炮轟派”們又抓住一條與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組織沆瀣一氣，鎮壓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僅靠軍隊來對付“炮轟派”，鎮壓的罪名更是無法洗清。利用“捍聯總”這一群眾組織與“炮轟派”較量，畢竟可以混淆視聽。
由於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捲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於，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斗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斗，是“大兵團”與“大兵團”斗，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斗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兒。象《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於是萬人慟哭。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義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著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註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跡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復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爭的號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
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並且我從來就不習慣於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失敗者。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內心的情感。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產生於失敗的痛苦之中。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著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我絕不相信這樣的勝利者會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論道。
在“捍聯總”與“炮轟派”之間，我便當然要加入後者的陣營了。
“捍聯總”代表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炮轟派”代表表一種不屈服的挑戰意志。正因為前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強大得多的，後者的挑戰意志才尤其顯得勇敢無畏，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炮轟派”的最終失敗，幾乎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義一開始就閃耀著悲劇精神。勇敢無畏的英雄主義加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簡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願為之去死。覺得那樣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貴的，無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轟派”占領的幾所大學工廠被圍困了起來。
“捍聯總”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權力方面，不但對“炮轟派”實行“專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轟派”的家屬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