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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們便會有極其莊嚴、極其神聖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傳板上，畫著毛主席和恩維爾·霍查同志並肩站在一起的油畫；畫著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親切握手的油畫；書寫著醒目的“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中阿友誼萬古長青”、“美帝必敗、越南必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標語。
阮文追、貞姐取代了我們內心裡卓婭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們的共和國一起密切關注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帝反修鬥爭的形勢。
一點也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每個月只發給我一張買五兩肉的肉票；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規定給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糧是不夠我吃的；不介意從糧店買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麵常常是生蟲的焐了的；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電燈泡而在蠟燭光下完成作業；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面鹼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饅頭；不介意我們的新家是大躍進中家庭婦女們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鼓舞之下蓋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凍滿銀霜，夏季漏雨，牆皮反cháo。不介意一切。“憶苦思甜”在我身上發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著，形象，具體，深刻。補充以其它各類“憶苦思甜”活動，我簡直沒半點理由對我們的共和國抱怨什麼，對我誕生在紅旗下，成長在新中國的幸福懷疑什麼。
由小學生而中學生，仿佛一下子有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待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要求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我樂此不疲。認為人生的真正意義全部體現在我身上。
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使我銘記不忘的運動我不過只參加了三次：大煉鋼鐵運動——我將家裡的一口小鐵鍋捐獻到學校去了，害得母親以後只能用一口大鍋又做飯又炒菜。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宣傳小組，在公共汽車上和試點商店中宣傳無人售票售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覺將錢投入投錢箱就下車或拿了東西大搖大擺離開商店的人批評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於他們的覺悟太低，拖了共產主義的後腿，共產主義才遲遲不能實現。不久那些試點公共汽車和試點商店便一概取消。因為我們的國民雖然樂於公共汽車上無人售票，樂於從商店裡“按需所取”，卻很難養成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錢投入錢箱的良好習慣。儘管我們不遺餘力地宣傳這個良好習慣可將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國，他們大多數仍不肯自覺。好端端的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此而傷心而失望而氣哭了。挖蛹運動——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全校同學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蕩蕩走出校園，以班級為陣容，包圍一個個公共廁所，展開“殲滅戰”。提出的口號響亮而具有戰鬥性——“挖出一個蛹，等於挖出一個深藏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偉大口號。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靈活多變的公式。如在作業本上自己尋找出一個錯別字並加以改正，就等於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並加以消滅。或者等於消滅了一個美國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鬥爭。後來初中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糙，也等於除掉一個階級敵人。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於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訥訥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麼注意力不集中？你等於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致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著那些被她除掉的乾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於此種思維方式所導致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麼主義為教育內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麼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麼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著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著小炕桌吃飯。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著碗，抬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內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爭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面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干臨時工，早日替家裡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別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製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製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麼？”
“唉……”母親長長地嘆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隨他老人家搞唄……”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麼？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別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復嘆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麼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別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
城市的巨大宣傳板上，畫著毛主席和恩維爾·霍查同志並肩站在一起的油畫；畫著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親切握手的油畫；書寫著醒目的“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中阿友誼萬古長青”、“美帝必敗、越南必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標語。
阮文追、貞姐取代了我們內心裡卓婭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們的共和國一起密切關注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帝反修鬥爭的形勢。
一點也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每個月只發給我一張買五兩肉的肉票；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規定給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糧是不夠我吃的；不介意從糧店買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麵常常是生蟲的焐了的；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電燈泡而在蠟燭光下完成作業；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面鹼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饅頭；不介意我們的新家是大躍進中家庭婦女們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鼓舞之下蓋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凍滿銀霜，夏季漏雨，牆皮反cháo。不介意一切。“憶苦思甜”在我身上發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著，形象，具體，深刻。補充以其它各類“憶苦思甜”活動，我簡直沒半點理由對我們的共和國抱怨什麼，對我誕生在紅旗下，成長在新中國的幸福懷疑什麼。
由小學生而中學生，仿佛一下子有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待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要求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我樂此不疲。認為人生的真正意義全部體現在我身上。
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使我銘記不忘的運動我不過只參加了三次：大煉鋼鐵運動——我將家裡的一口小鐵鍋捐獻到學校去了，害得母親以後只能用一口大鍋又做飯又炒菜。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宣傳小組，在公共汽車上和試點商店中宣傳無人售票售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覺將錢投入投錢箱就下車或拿了東西大搖大擺離開商店的人批評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於他們的覺悟太低，拖了共產主義的後腿，共產主義才遲遲不能實現。不久那些試點公共汽車和試點商店便一概取消。因為我們的國民雖然樂於公共汽車上無人售票，樂於從商店裡“按需所取”，卻很難養成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錢投入錢箱的良好習慣。儘管我們不遺餘力地宣傳這個良好習慣可將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國，他們大多數仍不肯自覺。好端端的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此而傷心而失望而氣哭了。挖蛹運動——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全校同學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蕩蕩走出校園，以班級為陣容，包圍一個個公共廁所，展開“殲滅戰”。提出的口號響亮而具有戰鬥性——“挖出一個蛹，等於挖出一個深藏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偉大口號。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靈活多變的公式。如在作業本上自己尋找出一個錯別字並加以改正，就等於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並加以消滅。或者等於消滅了一個美國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鬥爭。後來初中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糙，也等於除掉一個階級敵人。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於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訥訥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然，七嘴八舌：“你為什麼注意力不集中？你等於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致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著那些被她除掉的乾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於此種思維方式所導致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麼主義為教育內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麼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象我這麼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盧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著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盧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坎，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著小炕桌吃飯。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著碗，抬頭看了盧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借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內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爭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面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干臨時工，早日替家裡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盧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別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製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製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上搞起來的麼？”
“唉……”母親長長地嘆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隨他老人家搞唄……”話題一轉便問：“他盧叔，你能幫我籌借些錢麼？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盧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別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蛙！”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復嘆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麼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別搞運動了，先就災要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