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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她人生的最後一句話。她說完這句話，她就死了。
但母親，卻最憐愛她那個最“沒用”的兒女。兒女或呆傻，或瘋癲，或殘疾，或癱瘓，或其丑無比，面目非人，人間許許多多的母親，都是不嫌棄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兒女，那麼她總在想的事幾乎註定了是——“我死後我這可憐的兒子（或女兒）怎麼辦？誰還能如我一樣地照料他，關愛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兒女，她另外還有幾個有出息的兒女，不管他們表示將多麼的孝敬她，不管他們將為她安排下多麼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愛，仍會牢牢地拴在她那個最“沒用”的兒女身上。她會為了那一個兒女，回絕另外的兒女的孝敬，向期待著她去過的幸福生活背轉了身，甘願繼續守護和照料她那個最“沒用”可能同時還最醜陋的兒女，直至奉獻了她的一生，無怨無悔。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的科技落伍，使我們虛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導我們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古代，從祖先的智慧中獲得安慰……
的確，我們落後得太久了！我們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在許多項代表國家先進程度的指數表上名次靠後……
但，我們就真的沒有什麼當代性的驕傲，值得我們足以自豪地面對世界大聲說——看，我們中國的！同時是世界一流的嗎？！
我想說——中國人，別太自卑，我們有的啊！
那就是——我們的兵！中國的兵！中國人民的子弟兵呀！
國內女作家們的文字，我個人認為，普遍而言，似優於男作家們。起碼，給我個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憶，以及殘雪、陳染等，都是文字極有特點的女作家。
為什麼中國產生金庸，英國產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過來呢？
要知道，中國文學中，探案小說的淵源也很長久啊，要知道，英國的歷史中，足以構成一部部俠士小說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為什麼，那麼多那麼多的中國人，幾乎從小都愛讀武俠小說，而那麼多那麼多的歐洲人，幾乎從小都愛讀偵探推理小說呢？——起碼從前是這樣的。
愛讀武俠小說的中國人，於休閒的同時，亦獲得另外別的什麼心得呢？
愛讀偵探推理小說的歐洲人（六十年代以後的日本人，也開始愛讀此類休閒小說），其興趣又為什麼會維持至今呢？
顯然，武俠小說的“文學氣質”是反對舊秩序而且張揚民間正義的。
顯然，偵探推理小說的“文學氣質”是一種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氣質”。是協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惡，破壞刑事陰謀的。是稱頌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們從克莉斯蒂的小說，以及由她的小說改編的影視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時幾乎必看到代表國家司法的官方辦案人員。只不過後者們在波洛面前往往顯得經驗不足罷了。
在舊時代，人心嚮往武俠，嚮往清官。有道是：“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金庸小說反映的舊時代，武俠代表了人們的嚮往，難免帶有民間意識形態的色彩。
茶館裡，大俠一劍揮去，威而惡者人頭落地，聽書的人們往往一片齊聲叫——“好！”
讀克莉斯蒂的偵探推理小說，則肯定不能是集體的休闌，則肯定是靜悄悄的時光。克莉斯蒂的小說中，幾乎沒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麼民間意識形態的色彩。
我們的記憶竟是這麼的對不起我們！它使我們忘記我們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裡所體會的那些歡樂，那些因歡樂的不可求而產生的感傷，如同小學生忘記老師的每一次課堂提問一樣……
中國人盼望春節，歡慶春節，是因為春節放假時日最長，除了能吃到平時汲精力下廚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時捨不得花錢買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時難以體會得到的那一種溫馨，以及那一種生活中難忘的甜呀！
那溫馨，那甜，雖因貧富而有區別，卻也因貧富而各得其樂……
於是我們理解了為什麼楊自勞在大年三十夜僅僅為喜兒買了一截紅頭繩，喜兒就高興得眺起來，唱起來……
一個人，只要是中國人，無論他或她多麼了不起，多麼有作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對往事的回億，春節必定會伴著流逝的心情帶給自己某些欲說還休的惆悵。因為春節是溫馨的，是歡悅的。
那惆悵即使綿綿，亦必包含著溫馨，包含著歡悅啊！……
金庸代表文學的一種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種，林語堂代表第三種，而魯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種。市場經濟更適合文學的諸種功能共存。所以市場經濟不是文學的末日。作家應有重視任何一種文學功能的絕對自由。這樣才有利於“百花齊放”。
那一種有時很荒謬的多義性，使我自小對“機關”二字心存惕悸。對被指稱“機關”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從武俠小說中談到“暗道機關”四個字。
“機關”二字此處又指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甚至不錯損人利己的狡詐。
“機關”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與“機關”二字連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謬起來了嗎？
在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人的觀念所反對和拒絕和排斥的，其實恰恰是人的娛樂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這種時候，這種情況下，只要那娛樂的要求並不低俗，觀念讓步於官能，並非什麼可恥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觀念抑制官能，在類似的情況下，觀念的堅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觀念的頑固是令人不偷挾的，甚而是令人討厭的。
一個自然的社會，是允許多種觀念存在的社會，同時，是儘量滿足人的多種娛樂需要的社會。
而娛樂的本質是為官能效勞，不是為觀念服務的。
人類社會畢竟需用觀念制約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約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認自己們在“文革”中是清醒著的、醜陋的可鄙的行徑，是在清醒著的狀態下發生的，比承認是在瘋狂的狀態下發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氣。
卻也更接近著“文革”的真實……
“左”是什麼？“左”是怎樣形成的？“左”有什麼特殊的表現？
其實說來簡單。
當時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種表態時，某些人士舉起了順應時代的表態的旗幟，此時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認為的正確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積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幟因此舉得更高，宣言的聲調更高，這時他的支持熱忱其實已開始脫離當時的單純。
如果他還想擁有一輛車，還想坐到一個什麼官位上去，還企圖獲得來自於更上邊的青陳，總之還要討到更大的實惠——如果他內心裡揣著如此這般的許多私心雜念而蹦起高兒揮舞他手中那表態的旗幟，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擁護，而由表現變得表演起來……
但母親，卻最憐愛她那個最“沒用”的兒女。兒女或呆傻，或瘋癲，或殘疾，或癱瘓，或其丑無比，面目非人，人間許許多多的母親，都是不嫌棄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兒女，那麼她總在想的事幾乎註定了是——“我死後我這可憐的兒子（或女兒）怎麼辦？誰還能如我一樣地照料他，關愛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兒女，她另外還有幾個有出息的兒女，不管他們表示將多麼的孝敬她，不管他們將為她安排下多麼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愛，仍會牢牢地拴在她那個最“沒用”的兒女身上。她會為了那一個兒女，回絕另外的兒女的孝敬，向期待著她去過的幸福生活背轉了身，甘願繼續守護和照料她那個最“沒用”可能同時還最醜陋的兒女，直至奉獻了她的一生，無怨無悔。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的科技落伍，使我們虛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導我們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古代，從祖先的智慧中獲得安慰……
的確，我們落後得太久了！我們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在許多項代表國家先進程度的指數表上名次靠後……
但，我們就真的沒有什麼當代性的驕傲，值得我們足以自豪地面對世界大聲說——看，我們中國的！同時是世界一流的嗎？！
我想說——中國人，別太自卑，我們有的啊！
那就是——我們的兵！中國的兵！中國人民的子弟兵呀！
國內女作家們的文字，我個人認為，普遍而言，似優於男作家們。起碼，給我個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憶，以及殘雪、陳染等，都是文字極有特點的女作家。
為什麼中國產生金庸，英國產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過來呢？
要知道，中國文學中，探案小說的淵源也很長久啊，要知道，英國的歷史中，足以構成一部部俠士小說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為什麼，那麼多那麼多的中國人，幾乎從小都愛讀武俠小說，而那麼多那麼多的歐洲人，幾乎從小都愛讀偵探推理小說呢？——起碼從前是這樣的。
愛讀武俠小說的中國人，於休閒的同時，亦獲得另外別的什麼心得呢？
愛讀偵探推理小說的歐洲人（六十年代以後的日本人，也開始愛讀此類休閒小說），其興趣又為什麼會維持至今呢？
顯然，武俠小說的“文學氣質”是反對舊秩序而且張揚民間正義的。
顯然，偵探推理小說的“文學氣質”是一種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氣質”。是協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惡，破壞刑事陰謀的。是稱頌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們從克莉斯蒂的小說，以及由她的小說改編的影視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時幾乎必看到代表國家司法的官方辦案人員。只不過後者們在波洛面前往往顯得經驗不足罷了。
在舊時代，人心嚮往武俠，嚮往清官。有道是：“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金庸小說反映的舊時代，武俠代表了人們的嚮往，難免帶有民間意識形態的色彩。
茶館裡，大俠一劍揮去，威而惡者人頭落地，聽書的人們往往一片齊聲叫——“好！”
讀克莉斯蒂的偵探推理小說，則肯定不能是集體的休闌，則肯定是靜悄悄的時光。克莉斯蒂的小說中，幾乎沒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麼民間意識形態的色彩。
我們的記憶竟是這麼的對不起我們！它使我們忘記我們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裡所體會的那些歡樂，那些因歡樂的不可求而產生的感傷，如同小學生忘記老師的每一次課堂提問一樣……
中國人盼望春節，歡慶春節，是因為春節放假時日最長，除了能吃到平時汲精力下廚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時捨不得花錢買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時難以體會得到的那一種溫馨，以及那一種生活中難忘的甜呀！
那溫馨，那甜，雖因貧富而有區別，卻也因貧富而各得其樂……
於是我們理解了為什麼楊自勞在大年三十夜僅僅為喜兒買了一截紅頭繩，喜兒就高興得眺起來，唱起來……
一個人，只要是中國人，無論他或她多麼了不起，多麼有作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對往事的回億，春節必定會伴著流逝的心情帶給自己某些欲說還休的惆悵。因為春節是溫馨的，是歡悅的。
那惆悵即使綿綿，亦必包含著溫馨，包含著歡悅啊！……
金庸代表文學的一種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種，林語堂代表第三種，而魯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種。市場經濟更適合文學的諸種功能共存。所以市場經濟不是文學的末日。作家應有重視任何一種文學功能的絕對自由。這樣才有利於“百花齊放”。
那一種有時很荒謬的多義性，使我自小對“機關”二字心存惕悸。對被指稱“機關”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從武俠小說中談到“暗道機關”四個字。
“機關”二字此處又指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甚至不錯損人利己的狡詐。
“機關”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與“機關”二字連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謬起來了嗎？
在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人的觀念所反對和拒絕和排斥的，其實恰恰是人的娛樂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這種時候，這種情況下，只要那娛樂的要求並不低俗，觀念讓步於官能，並非什麼可恥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觀念抑制官能，在類似的情況下，觀念的堅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觀念的頑固是令人不偷挾的，甚而是令人討厭的。
一個自然的社會，是允許多種觀念存在的社會，同時，是儘量滿足人的多種娛樂需要的社會。
而娛樂的本質是為官能效勞，不是為觀念服務的。
人類社會畢竟需用觀念制約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約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認自己們在“文革”中是清醒著的、醜陋的可鄙的行徑，是在清醒著的狀態下發生的，比承認是在瘋狂的狀態下發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氣。
卻也更接近著“文革”的真實……
“左”是什麼？“左”是怎樣形成的？“左”有什麼特殊的表現？
其實說來簡單。
當時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種表態時，某些人士舉起了順應時代的表態的旗幟，此時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認為的正確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積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幟因此舉得更高，宣言的聲調更高，這時他的支持熱忱其實已開始脫離當時的單純。
如果他還想擁有一輛車，還想坐到一個什麼官位上去，還企圖獲得來自於更上邊的青陳，總之還要討到更大的實惠——如果他內心裡揣著如此這般的許多私心雜念而蹦起高兒揮舞他手中那表態的旗幟，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擁護，而由表現變得表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