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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我將獨自回哈爾濱去，將我可憐的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出，陪他度過春節。五月份，春暖花開，我要陪他在國內旅遊一次。之後與哥哥同回北京。我的打算是，待兒子上了大學。我在京郊買套小小農宅，與我的哥哥去生活。種花菜，事稼稻，讀書，寫童話，過我一直所嚮往的玄靜談泊，無所屈撓，保性存真的日子，了此餘生……
那時，倘你們夫妻來北京，倘去郊區看我，我將策驢車以迎接，花徑緣客掃，蓬門為君開，“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放心，倒不至於讓你們吃小米飯。一頓鄉間酒宴是必要的……
朋友，莫以為我因某種失意而心生消極遁世之念。非是那麼回事。只不過，我喜歡鄉村生活，覺得鄉村生活更符合我這個具體之人的人性擁抱罷了。由自己的意願而打算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涉嫌罪惡，無論那人生是別人眼裡怎樣的，於自己其實都是積極的、樂觀的、進取的一種態度吧？讀罷雨果的小說再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區別顯明，有如擺脫了解說員參觀展覽。雨果的小說像博物館，有他這位滔滔不絕的“解說員”比沒有好；《包法利夫人》像畫展，福樓拜識趣又明智地隱起來，一切印象全憑我們看後得出。儘管區別是如此的顯明，但我並無褒貶之意，堅持認為各有千秋，各呈異彩。
就社會認識價值而言，現實主義對歲月的穿透力每高於浪漫主義；就審美意義而言，浪漫主義對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現實主義有意無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結合，依我想來，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顧。文學的河脈總體上互補著，也就足夠了。而且，排除文學潮流某一時期的棄彼揚此，我們得承認，它其實一直是自然而然地，無需引導地互補著。總體的文學本身，也其實一直具有著“內調”的功能……
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處在到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依我想來，“孝”這個字，的的確確，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許，日本有相應的字，韓國有相應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來，大約因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的滲透有關吧？西文中無“孝”字。“孝”首先是中國，其次是某些亞洲國家的一脈文化現象。但這並不等於強調只有中國人敬愛父母，西方人就不敬愛父母。
毫無疑問，全人類的大多數都是敬愛父母的。
這首先是人性的現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現象。
再其次才是倫理的現象。
再再其次納入人類的法律條文。
只不過，當“孝”體現為人性，是人類普遍的親情現象；體現為文化，是相當“中國特色”的現象；體現為倫理，確乎摻雜了不少封建意識的糟粕；而體現為法律條文，則便是人類對自身人性原則的捍衛了。
一個具體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喪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這時的他或她，就特別地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了。當然，這種義務，這種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首先最應由他或她的兒女們來完成。正如父母照料、關懷和愛護兒女一樣，也是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源於人性的自覺，便溫馨；認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種無奈了。
人一旦處於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的狀況，人就剛強不起來了。再偉大、再傑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輩子切。強的人，也剛強不起來了。僅此一點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樣的。一切人都將面臨這一狀況。
故中國有“老小孩兒、小小孩兒”一句話。
這不單指老人的心態開始像小孩兒，還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態。
倘我們帶著想像看這個“老”字，多麼像一個跪姿的人呢？倘這個似乎在求助的人又進面使我們聯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們又怎麼能不心生出大愛之情呢？
那麼這一種超出於一般親情之上的大愛，依我想來，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們似乎能看出中國人創造文字的一種人性的和倫理的思維邏輯——一個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別需要關懷和愛護了，沒有人給予關懷和愛護，就幾乎只能以跪姿活著了。那麼誰該給予呢？當然首先是兒子。兒子將跪姿的“老”字撐立起來了，通過“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現象了，它就難免每每被“炒作”了，被誇張了，被異化了。便漸失原本源於人性的樸素了。甚至，難免被帝王們的統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溫馨就與文化“化”了的糟粕摻雜並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關係由“綱常”確立的尊卑從屬之倫理原則。
比如《二十四孝》。
不論時代發展多麼快，變化多麼巨大，有一樣事是人類永遠不太會變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為父母者對兒女的愛心。操心即愛心的體現。哪怕被兒女認為瑣細、討嫌，依然是愛心的體現——雖然我從來也不主張父母們如此。
中國歷代許許多多，尤其近當代許許多多優秀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是從貧窮中脫胎出來的。他們誰不曾站在“孝”與知識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躕不前過呢？
是他們的在貧窮中愁苦無助的父母從背後推他們踏上了知識追求的路。
他們的父母其實並不用“父母在，不遠遊”的“綱常”羈絆他們。
也不要他們那麼多的“孝”。推願他們是於國於民有作為的人。
否則，我們中國的近當代文化中，也就沒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們了。
中國的許多窮父母，為中國拉扯了幾代知識者文化者精英。
這一點，乃是中國文化史以及歷史的一大特色。
母愛是母親的本能，這一點已經是人類公認的了。
這本能之無私，往往是驚心動魄的。
幾年前我曾談到過一篇國外的報導——在地震中，一位母親和她三歲的女兒同被壓在房舍的廢墟之下，歷時七天七夜。環抱著女兒，母親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兒當活下去！
由這一意念的支配，母親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時時哺於女兒口中。七天七夜後，營救者們挖掘出這母女時，女兒仍面有血色，而母親膚自如紙，奄奄待斃。
但她微笑了。
她說：“我的女兒有救了。”
那時，倘你們夫妻來北京，倘去郊區看我，我將策驢車以迎接，花徑緣客掃，蓬門為君開，“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放心，倒不至於讓你們吃小米飯。一頓鄉間酒宴是必要的……
朋友，莫以為我因某種失意而心生消極遁世之念。非是那麼回事。只不過，我喜歡鄉村生活，覺得鄉村生活更符合我這個具體之人的人性擁抱罷了。由自己的意願而打算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涉嫌罪惡，無論那人生是別人眼裡怎樣的，於自己其實都是積極的、樂觀的、進取的一種態度吧？讀罷雨果的小說再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區別顯明，有如擺脫了解說員參觀展覽。雨果的小說像博物館，有他這位滔滔不絕的“解說員”比沒有好；《包法利夫人》像畫展，福樓拜識趣又明智地隱起來，一切印象全憑我們看後得出。儘管區別是如此的顯明，但我並無褒貶之意，堅持認為各有千秋，各呈異彩。
就社會認識價值而言，現實主義對歲月的穿透力每高於浪漫主義；就審美意義而言，浪漫主義對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現實主義有意無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結合，依我想來，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顧。文學的河脈總體上互補著，也就足夠了。而且，排除文學潮流某一時期的棄彼揚此，我們得承認，它其實一直是自然而然地，無需引導地互補著。總體的文學本身，也其實一直具有著“內調”的功能……
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處在到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依我想來，“孝”這個字，的的確確，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許，日本有相應的字，韓國有相應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來，大約因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的滲透有關吧？西文中無“孝”字。“孝”首先是中國，其次是某些亞洲國家的一脈文化現象。但這並不等於強調只有中國人敬愛父母，西方人就不敬愛父母。
毫無疑問，全人類的大多數都是敬愛父母的。
這首先是人性的現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現象。
再其次才是倫理的現象。
再再其次納入人類的法律條文。
只不過，當“孝”體現為人性，是人類普遍的親情現象；體現為文化，是相當“中國特色”的現象；體現為倫理，確乎摻雜了不少封建意識的糟粕；而體現為法律條文，則便是人類對自身人性原則的捍衛了。
一個具體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喪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這時的他或她，就特別地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了。當然，這種義務，這種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首先最應由他或她的兒女們來完成。正如父母照料、關懷和愛護兒女一樣，也是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源於人性的自覺，便溫馨；認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種無奈了。
人一旦處於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的狀況，人就剛強不起來了。再偉大、再傑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輩子切。強的人，也剛強不起來了。僅此一點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樣的。一切人都將面臨這一狀況。
故中國有“老小孩兒、小小孩兒”一句話。
這不單指老人的心態開始像小孩兒，還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態。
倘我們帶著想像看這個“老”字，多麼像一個跪姿的人呢？倘這個似乎在求助的人又進面使我們聯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們又怎麼能不心生出大愛之情呢？
那麼這一種超出於一般親情之上的大愛，依我想來，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們似乎能看出中國人創造文字的一種人性的和倫理的思維邏輯——一個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別需要關懷和愛護了，沒有人給予關懷和愛護，就幾乎只能以跪姿活著了。那麼誰該給予呢？當然首先是兒子。兒子將跪姿的“老”字撐立起來了，通過“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現象了，它就難免每每被“炒作”了，被誇張了，被異化了。便漸失原本源於人性的樸素了。甚至，難免被帝王們的統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溫馨就與文化“化”了的糟粕摻雜並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關係由“綱常”確立的尊卑從屬之倫理原則。
比如《二十四孝》。
不論時代發展多麼快，變化多麼巨大，有一樣事是人類永遠不太會變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為父母者對兒女的愛心。操心即愛心的體現。哪怕被兒女認為瑣細、討嫌，依然是愛心的體現——雖然我從來也不主張父母們如此。
中國歷代許許多多，尤其近當代許許多多優秀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是從貧窮中脫胎出來的。他們誰不曾站在“孝”與知識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躕不前過呢？
是他們的在貧窮中愁苦無助的父母從背後推他們踏上了知識追求的路。
他們的父母其實並不用“父母在，不遠遊”的“綱常”羈絆他們。
也不要他們那麼多的“孝”。推願他們是於國於民有作為的人。
否則，我們中國的近當代文化中，也就沒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們了。
中國的許多窮父母，為中國拉扯了幾代知識者文化者精英。
這一點，乃是中國文化史以及歷史的一大特色。
母愛是母親的本能，這一點已經是人類公認的了。
這本能之無私，往往是驚心動魄的。
幾年前我曾談到過一篇國外的報導——在地震中，一位母親和她三歲的女兒同被壓在房舍的廢墟之下，歷時七天七夜。環抱著女兒，母親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兒當活下去！
由這一意念的支配，母親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時時哺於女兒口中。七天七夜後，營救者們挖掘出這母女時，女兒仍面有血色，而母親膚自如紙，奄奄待斃。
但她微笑了。
她說：“我的女兒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