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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這部書著眼中國戲劇，從戲劇的因子寫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國戲劇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梳理了一遍。這部書受到了許多外國學者的重視，被認為是研究中國戲劇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戲劇審美心理學》。這是他把美學和心理學引入戲劇理論領域的嘗試，為我國的戲劇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為許多戲劇界人士的案頭必讀書。
次年，他的《藝術創造工程》一書又在上海問世，許多青年學子爭相購閱。他們從這本書中明曉了藝術創造的奧秘和原理，獲得了根本性的開悟和啟蒙。
四年出了四本書，且都是資料詳實、立論嚴謹的高層次理論著作，所涉及的均為我國文藝界的重大理論課題，獲得了從一般讀者到權威專家的一致好評。更難得的是這四年中他沒有耽誤過學院裡的一節課和一次會。其間，他還親自主持了一個進修班的教學，擔任著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同時在復旦大學兼著課。在如此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寫出了這樣四本有分量的好書，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樓的一位老師對他的學生說：“你們只看到了余秋雨寫出的書，我卻能看見余秋雨窗前的那盞燈每天都是全樓熄滅得最晚的。”對此，余老師曾經玩笑似的對我說，有好幾次他一早趕到學院去上課，家裡都隨時準備著接他在課堂上暈過去的電話，因為他又寫了一個通宵，一點覺也沒撈著睡。“可是我一次也沒暈過去，老是讓家裡失望。”聽著這不無幽默的話，我差一點沒掉下淚來。
有這樣四本書，他便成了當然的、名副其實的戲劇理論家、文藝理論家。學院破格把他從講師提拔為正教授，破格給他晉升了兩級工資，國務院文化部授予他“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又破格提拔他擔任了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時年他才四十二歲，是我國最年輕的大學院長。
正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謂“功成名就”了。
1992年，聽說他有《文化苦旅》一書出版，我非常高興，在上海戲劇學院的“佛西書屋”一下子買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個小餐館給他打了個電話，他接到電話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去看你。”我說：“我住的小旅館太亂，還是我去看你。”他卻一再堅持：“沒關係，我住的地方離你那太遠，還是我去看你吧!”最後，我們商定在戲劇學院見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風瑟瑟。晚上八時許，余老師匆匆趕來。
“對不起，路上堵車，遲到了一會兒。”這使我記起他偶爾因路上堵車而上課遲到時，總是很誠懇地向同學們道歉：“對不起，我遲到了。”
我問他：“是叫你余老師呢，還是稱你余院長?”
他笑道：“叫什麼都行，咱們現在是朋友。至於院長，我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點詫異。
“好不容易才退下來。我現在是個自由人了!”他顯得好輕鬆，好愉快。“要不是拖了兩年，前年我就退下來了。”
時年，余秋雨四十六歲，是中國最早退下來的大學院長。
正在他被選為“模範院長”的時候，正當別人眼中的他“仕途輝煌、前程似錦”的時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沒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學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一種襟懷，一種氣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書齋，踏遍青山，探詢民族文化底蘊的結晶，他又創造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筆記》、《中國藝術史》便將和讀者見面。我問他：“你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你還要寫些什麼呢?”他輕鬆自若地告訴我：“我還要不斷地開拓新的創作領域!”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著去上海參加“首屆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機會，給他打了一個“中文傳呼”，約他在戲劇學院見面。
這一次他沒有遲到。我門在一個寬敞的會議室里坐下來，很快便商定了“到濟南去一趟”的計劃。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師飛抵濟南，下榻在南郊賓館。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國儒教的“至聖先師”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願。第三天，他領略了五嶽之尊的風光和歷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遺蹟;第四天又趕到蒲松齡的故居。返回濟南後，我們五位“上戲學友”陪他走進了泉城幽靜的“五龍潭公園”。
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們在一個小亭子裡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要上幾杯清茶，買了兩包瓜子，開始了輕鬆愉快的談話。
用學友黃玉春的話說：“聽余老師講話絕對是一種藝術享受。”此言並不誇張。在我看來，余老師的口才絲毫不遜色於他的文筆，聽他談話與讀他的文章一樣，是一種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號上午，余秋雨先生應邀來到山東藝術學院。偌大的禮堂座無虛席，許多沒有座位的同學只好擠站在牆邊。余老師講了三個小時，禮堂里秩序井然，鴉雀無聲，站了三個小時的同學竟然一點也沒有感覺到累。最後，全場聽眾以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對他的講課做出最生動的評價與回報。一位老院長說：“這是我們建院以來最精彩的一個講座。”
在上海戲劇學院，每當聽他的課時，有些生病請假的學生都會不約而同地放棄休息，帶病來上課。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紀律的學生，在他的課堂上也會被他的講課吸引住，變成認真聽課的好學生。
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聽過余秋雨講課的，無論是否同意他的學術觀點，都總是會被他的演講所吸引，所折服。
聽余秋雨談話的最突出的感覺是輕鬆愉快，滋潤清醒。他的情緒和風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習習秋雨從高天之上瀟瀟地灑落，不溫不燥，不冷不火，不強加於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邏輯分析配合著準確生動的例證，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撫琴，於從容瀟灑之中蘊含著厚實深邃的功底，形成—個強有力的磁場，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認為，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講話要比用筆寫作多得多.因此，必須有意識地鍛鍊“發言”的生動、敏捷、準確、深邃。因為，對於一個文化人來說，信口開河或拙於表達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師的最大優點在於：他不是一個埋頭書齋，為了出書而寫作的學者，他投身於現實生活的激流，站在現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先鋒式、前衛式的學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經常和青年學生在學生食堂邊聊邊吃;經常到學生宿舍聊天;經常參加學生們自發舉辦的文藝活動。許多年輕人很快就會驚異地發現：這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竟然比我們還天真活潑，還思想解放，還敢於創新，還現代!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戲劇審美心理學》。這是他把美學和心理學引入戲劇理論領域的嘗試，為我國的戲劇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為許多戲劇界人士的案頭必讀書。
次年，他的《藝術創造工程》一書又在上海問世，許多青年學子爭相購閱。他們從這本書中明曉了藝術創造的奧秘和原理，獲得了根本性的開悟和啟蒙。
四年出了四本書，且都是資料詳實、立論嚴謹的高層次理論著作，所涉及的均為我國文藝界的重大理論課題，獲得了從一般讀者到權威專家的一致好評。更難得的是這四年中他沒有耽誤過學院裡的一節課和一次會。其間，他還親自主持了一個進修班的教學，擔任著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同時在復旦大學兼著課。在如此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寫出了這樣四本有分量的好書，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樓的一位老師對他的學生說：“你們只看到了余秋雨寫出的書，我卻能看見余秋雨窗前的那盞燈每天都是全樓熄滅得最晚的。”對此，余老師曾經玩笑似的對我說，有好幾次他一早趕到學院去上課，家裡都隨時準備著接他在課堂上暈過去的電話，因為他又寫了一個通宵，一點覺也沒撈著睡。“可是我一次也沒暈過去，老是讓家裡失望。”聽著這不無幽默的話，我差一點沒掉下淚來。
有這樣四本書，他便成了當然的、名副其實的戲劇理論家、文藝理論家。學院破格把他從講師提拔為正教授，破格給他晉升了兩級工資，國務院文化部授予他“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又破格提拔他擔任了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時年他才四十二歲，是我國最年輕的大學院長。
正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謂“功成名就”了。
1992年，聽說他有《文化苦旅》一書出版，我非常高興，在上海戲劇學院的“佛西書屋”一下子買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個小餐館給他打了個電話，他接到電話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去看你。”我說：“我住的小旅館太亂，還是我去看你。”他卻一再堅持：“沒關係，我住的地方離你那太遠，還是我去看你吧!”最後，我們商定在戲劇學院見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風瑟瑟。晚上八時許，余老師匆匆趕來。
“對不起，路上堵車，遲到了一會兒。”這使我記起他偶爾因路上堵車而上課遲到時，總是很誠懇地向同學們道歉：“對不起，我遲到了。”
我問他：“是叫你余老師呢，還是稱你余院長?”
他笑道：“叫什麼都行，咱們現在是朋友。至於院長，我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點詫異。
“好不容易才退下來。我現在是個自由人了!”他顯得好輕鬆，好愉快。“要不是拖了兩年，前年我就退下來了。”
時年，余秋雨四十六歲，是中國最早退下來的大學院長。
正在他被選為“模範院長”的時候，正當別人眼中的他“仕途輝煌、前程似錦”的時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沒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學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一種襟懷，一種氣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書齋，踏遍青山，探詢民族文化底蘊的結晶，他又創造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筆記》、《中國藝術史》便將和讀者見面。我問他：“你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你還要寫些什麼呢?”他輕鬆自若地告訴我：“我還要不斷地開拓新的創作領域!”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著去上海參加“首屆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機會，給他打了一個“中文傳呼”，約他在戲劇學院見面。
這一次他沒有遲到。我門在一個寬敞的會議室里坐下來，很快便商定了“到濟南去一趟”的計劃。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師飛抵濟南，下榻在南郊賓館。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國儒教的“至聖先師”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願。第三天，他領略了五嶽之尊的風光和歷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遺蹟;第四天又趕到蒲松齡的故居。返回濟南後，我們五位“上戲學友”陪他走進了泉城幽靜的“五龍潭公園”。
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們在一個小亭子裡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要上幾杯清茶，買了兩包瓜子，開始了輕鬆愉快的談話。
用學友黃玉春的話說：“聽余老師講話絕對是一種藝術享受。”此言並不誇張。在我看來，余老師的口才絲毫不遜色於他的文筆，聽他談話與讀他的文章一樣，是一種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號上午，余秋雨先生應邀來到山東藝術學院。偌大的禮堂座無虛席，許多沒有座位的同學只好擠站在牆邊。余老師講了三個小時，禮堂里秩序井然，鴉雀無聲，站了三個小時的同學竟然一點也沒有感覺到累。最後，全場聽眾以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對他的講課做出最生動的評價與回報。一位老院長說：“這是我們建院以來最精彩的一個講座。”
在上海戲劇學院，每當聽他的課時，有些生病請假的學生都會不約而同地放棄休息，帶病來上課。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紀律的學生，在他的課堂上也會被他的講課吸引住，變成認真聽課的好學生。
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聽過余秋雨講課的，無論是否同意他的學術觀點，都總是會被他的演講所吸引，所折服。
聽余秋雨談話的最突出的感覺是輕鬆愉快，滋潤清醒。他的情緒和風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習習秋雨從高天之上瀟瀟地灑落，不溫不燥，不冷不火，不強加於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邏輯分析配合著準確生動的例證，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撫琴，於從容瀟灑之中蘊含著厚實深邃的功底，形成—個強有力的磁場，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認為，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講話要比用筆寫作多得多.因此，必須有意識地鍛鍊“發言”的生動、敏捷、準確、深邃。因為，對於一個文化人來說，信口開河或拙於表達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師的最大優點在於：他不是一個埋頭書齋，為了出書而寫作的學者，他投身於現實生活的激流，站在現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先鋒式、前衛式的學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經常和青年學生在學生食堂邊聊邊吃;經常到學生宿舍聊天;經常參加學生們自發舉辦的文藝活動。許多年輕人很快就會驚異地發現：這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竟然比我們還天真活潑，還思想解放，還敢於創新，還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