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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對過去的時代的否定，是對新的未來時代的創建。對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進行解釋：沒有否定就沒有進步。不是因為哪一個季節錯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節的到來必須以舊的季節的逝去為前提，在藝術上尤其是如此。用什麼來否定過去呢?用新的季節!新的創建!“創建藝術，創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創建，才能通達人生的壯麗。”——他在我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了他的這句箴言。
余秋雨對現代文明的呼喚和推動，贏得了無數青年的擁戴，他們從《文化苦旅》中獲得了愛國主義的啟悟，從《文化的碎片》中意識到用文明戰勝愚昧和野蠻的歷史責任，鼓動起了奔向未來的風帆，振奮起了創建新的藝術和人生，創建新的社會和時代的青春活力。
對此，也曾有人指責和嘲笑余秋雨的“激進”，作為他的學生，我曾擔心學者氣十足的余先生會因此走向安穩、和諧、寂靜甚至圓滑。也許有人會譏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謊說我未曾有過這種擔心。
事實否定了我的這種擔心，在新舊文化的衝突中，他沒有退縮也不會退縮。他時刻在關注著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在進行著有關文化建沒、人格鍛鑄、民族精神的升華、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學藝術的發展等重大社會課題的思索.並以極大的熱忱去參與在他看來是具有創建價值的社會活動。他已經把傳播現代文明、創建現代文化、塑造現代人格的重責壓在肩頭，壓在心上，馬不停蹄地走著他的“文化苦旅”，走著民族和人類的文化苦旅，這也許就是他的宿命。
對於種種嘲諷和指責，先生的態度是：對某個具體人本身，他將儘量地寬容，但對於愚昧、野蠻等惡劣醜陋的人格和行為，當然不能妥協。記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評論一部電影時講：“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對於那些生活在舊軌道上的人來說都是不可尋訪的。”
豈是“不可尋訪”。而且也是不可調和的。融合和衝突永遠地相互伴隨著，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輝光不會黯淡，通向未來的道路不會阻斷。“文化苦旅”的路途儘管崎嶇艱難，但它卻通往壯麗和輝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時，定會從心頭湧出幾分甜美之樂、豪壯之喜吧!
我想，中國有餘秋雨這樣具有文化良知和淵博學識的大學者在，嚮往和走向現代文明的人們當不會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雲遊了。
我們歡迎你再到濟南來!
十二年後見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長沙街頭邊走邊構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機響。接著學恭在手機里對我說：“你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到九所，一棟二○五號。”我問：“什麼急事……是不是余老師來了?”“你來了就知道了。”我一時興奮，結果被“的士”拉到蓉園。下車便見張杰，他說：“搞錯了，不是這兒是九所。”我們兩人又趕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見鐵森和學恭坐在那兒，待人一貫誠懇謙和的秋雨老師立地走上來，握住了我們兩人的手。
那天見先生，大家有一個共同感覺：平時的鏡頭有點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師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幾乎沒有區別，只是臉上略略胖了點兒。
先生萬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長沙來寫《鞦韆架》的電影劇本，行蹤被敬業勤事的“經台”同志發覺後，於是他又為嶽麓書院的講學而匆匆準備。所以我珍惜每次見先生的機會，他隨便談吐的一些話語我都細心地記著。
他談《還珠格格》。他說，這個戲是以一種平常人的凡俗親情對皇宮中的嚴峻冷酷所作的一種化解。他談最近拍的《海瑞》。他說，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為什麼要這樣為人處事，他的真正動機是什麼人們並不知道，這部電視劇將海瑞行事的真正動機和原因挖掘出來、所以使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老題材呈現出—片新鮮光彩。他說《雍正王朝》展現了一種政治邏輯。他說他準備對湘西的土匪史進行研究，從而來寫一寫草莽文化。他說他過幾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樂園》的作者渡邊淳一進行對話。他說巴金的代表作應是《寒夜》。他說一個藝術品特別是一個戲，一定要好看，千萬不要故作哲理狀。他說湖南的花鼓戲也可以更上—層樓，關鍵是要從文化角度來進行新審視新研究，才能想出來新辦法。他說湘財證券是一個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層次企業……
先生這次來湘，還有件事值得在這裡敘述一下。先生有個學生叫劉林武，畢業後在安化文化館當館長。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兒劉暢高中畢業了非常想考上海戲劇學院。有天我對劉暢的媽媽說，這件事你可給余老師寫個信去問問。她說，余老師是大名人大忙人，他會回信嗎?我說試試看吧。於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覺忐忑時，余老師回信了。信中說，你在艱難環境中把小孩培養成熱愛藝術的高中生，辛苦了。歡迎你的孩子來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因為秋雨老師要急著出國，便把具體事宜托給了上戲的葛朗副院長。劉暢便參加了考前培訓班和專業考試，最後因專業少五分而沒能進得上戲門。這件事我深有感慨：秋雨老師是個關心他人的善良人;同時，他又是個堅持辦學原則的嚴師。最後、劉暢考上了北京服裝學院，我曾叫她向余老師寫個信去告知喜訊的。
那天余秋雨在嶽麓書院講學，劉暢打電話給我說一定要來見見余老師。但那天門票十分緊張。我說你先來吧!最後多虧中南工大陳赫教授幫忙搞到了—張票，劉暢進去了。講演完後，大學生們狂熱地擁上去要找余秋雨簽字。十幾個警察手挽手簇擁著余秋雨向外撤。我們怎麼也擠不進去，我急得高喊一聲：“余老師，有件重要事要告訴你!”余先生站住，問：“什麼事?”我說：“劉林武的孩子來了!”“在哪裡?”我連忙扯著劉暢擠了進去。劉暢便把她媽媽寫的一封信交給了余老師。余老師說：“向你媽媽問好!”人愈擠愈多，警察趕快簇擁著他走了。
因為是學恭交代過大家，先生太忙，千萬不要主動去打擾先生。但第二天張杰打電話給我：“余老師要你帶著劉暢去見他。”我說：“她已回益陽了啊!”於是我打電話尋找，結果說劉暢可能還在長沙同學家中。這到哪兒去找呢?真是可惜了一個好機會啊!第三天，我終於把劉暢找到了，我立即打了手機。響起余老師的聲音。余老師說：“明天下午，一點，你帶劉暢來送我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一點，神農酒店。
我用相機拍下了劉暢和余老師的合影。
接著我也和先生合了一個影……
後記
2003年初，我開始寫作這本書。
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早在1999年就有了。
那時余秋雨老師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攝製組出發去了南亞和西亞，我正在國內參與製作一百集電視片《中國博物館》(又名《藏著的中國》)，擔任總撰稿。在這部繁重
余秋雨對現代文明的呼喚和推動，贏得了無數青年的擁戴，他們從《文化苦旅》中獲得了愛國主義的啟悟，從《文化的碎片》中意識到用文明戰勝愚昧和野蠻的歷史責任，鼓動起了奔向未來的風帆，振奮起了創建新的藝術和人生，創建新的社會和時代的青春活力。
對此，也曾有人指責和嘲笑余秋雨的“激進”，作為他的學生，我曾擔心學者氣十足的余先生會因此走向安穩、和諧、寂靜甚至圓滑。也許有人會譏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謊說我未曾有過這種擔心。
事實否定了我的這種擔心，在新舊文化的衝突中，他沒有退縮也不會退縮。他時刻在關注著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在進行著有關文化建沒、人格鍛鑄、民族精神的升華、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學藝術的發展等重大社會課題的思索.並以極大的熱忱去參與在他看來是具有創建價值的社會活動。他已經把傳播現代文明、創建現代文化、塑造現代人格的重責壓在肩頭，壓在心上，馬不停蹄地走著他的“文化苦旅”，走著民族和人類的文化苦旅，這也許就是他的宿命。
對於種種嘲諷和指責，先生的態度是：對某個具體人本身，他將儘量地寬容，但對於愚昧、野蠻等惡劣醜陋的人格和行為，當然不能妥協。記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評論一部電影時講：“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對於那些生活在舊軌道上的人來說都是不可尋訪的。”
豈是“不可尋訪”。而且也是不可調和的。融合和衝突永遠地相互伴隨著，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輝光不會黯淡，通向未來的道路不會阻斷。“文化苦旅”的路途儘管崎嶇艱難，但它卻通往壯麗和輝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時，定會從心頭湧出幾分甜美之樂、豪壯之喜吧!
我想，中國有餘秋雨這樣具有文化良知和淵博學識的大學者在，嚮往和走向現代文明的人們當不會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雲遊了。
我們歡迎你再到濟南來!
十二年後見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長沙街頭邊走邊構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機響。接著學恭在手機里對我說：“你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到九所，一棟二○五號。”我問：“什麼急事……是不是余老師來了?”“你來了就知道了。”我一時興奮，結果被“的士”拉到蓉園。下車便見張杰，他說：“搞錯了，不是這兒是九所。”我們兩人又趕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見鐵森和學恭坐在那兒，待人一貫誠懇謙和的秋雨老師立地走上來，握住了我們兩人的手。
那天見先生，大家有一個共同感覺：平時的鏡頭有點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師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幾乎沒有區別，只是臉上略略胖了點兒。
先生萬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長沙來寫《鞦韆架》的電影劇本，行蹤被敬業勤事的“經台”同志發覺後，於是他又為嶽麓書院的講學而匆匆準備。所以我珍惜每次見先生的機會，他隨便談吐的一些話語我都細心地記著。
他談《還珠格格》。他說，這個戲是以一種平常人的凡俗親情對皇宮中的嚴峻冷酷所作的一種化解。他談最近拍的《海瑞》。他說，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為什麼要這樣為人處事，他的真正動機是什麼人們並不知道，這部電視劇將海瑞行事的真正動機和原因挖掘出來、所以使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老題材呈現出—片新鮮光彩。他說《雍正王朝》展現了一種政治邏輯。他說他準備對湘西的土匪史進行研究，從而來寫一寫草莽文化。他說他過幾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樂園》的作者渡邊淳一進行對話。他說巴金的代表作應是《寒夜》。他說一個藝術品特別是一個戲，一定要好看，千萬不要故作哲理狀。他說湖南的花鼓戲也可以更上—層樓，關鍵是要從文化角度來進行新審視新研究，才能想出來新辦法。他說湘財證券是一個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層次企業……
先生這次來湘，還有件事值得在這裡敘述一下。先生有個學生叫劉林武，畢業後在安化文化館當館長。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兒劉暢高中畢業了非常想考上海戲劇學院。有天我對劉暢的媽媽說，這件事你可給余老師寫個信去問問。她說，余老師是大名人大忙人，他會回信嗎?我說試試看吧。於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覺忐忑時，余老師回信了。信中說，你在艱難環境中把小孩培養成熱愛藝術的高中生，辛苦了。歡迎你的孩子來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因為秋雨老師要急著出國，便把具體事宜托給了上戲的葛朗副院長。劉暢便參加了考前培訓班和專業考試，最後因專業少五分而沒能進得上戲門。這件事我深有感慨：秋雨老師是個關心他人的善良人;同時，他又是個堅持辦學原則的嚴師。最後、劉暢考上了北京服裝學院，我曾叫她向余老師寫個信去告知喜訊的。
那天余秋雨在嶽麓書院講學，劉暢打電話給我說一定要來見見余老師。但那天門票十分緊張。我說你先來吧!最後多虧中南工大陳赫教授幫忙搞到了—張票，劉暢進去了。講演完後，大學生們狂熱地擁上去要找余秋雨簽字。十幾個警察手挽手簇擁著余秋雨向外撤。我們怎麼也擠不進去，我急得高喊一聲：“余老師，有件重要事要告訴你!”余先生站住，問：“什麼事?”我說：“劉林武的孩子來了!”“在哪裡?”我連忙扯著劉暢擠了進去。劉暢便把她媽媽寫的一封信交給了余老師。余老師說：“向你媽媽問好!”人愈擠愈多，警察趕快簇擁著他走了。
因為是學恭交代過大家，先生太忙，千萬不要主動去打擾先生。但第二天張杰打電話給我：“余老師要你帶著劉暢去見他。”我說：“她已回益陽了啊!”於是我打電話尋找，結果說劉暢可能還在長沙同學家中。這到哪兒去找呢?真是可惜了一個好機會啊!第三天，我終於把劉暢找到了，我立即打了手機。響起余老師的聲音。余老師說：“明天下午，一點，你帶劉暢來送我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一點，神農酒店。
我用相機拍下了劉暢和余老師的合影。
接著我也和先生合了一個影……
後記
2003年初，我開始寫作這本書。
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早在1999年就有了。
那時余秋雨老師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攝製組出發去了南亞和西亞，我正在國內參與製作一百集電視片《中國博物館》(又名《藏著的中國》)，擔任總撰稿。在這部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