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頁
前不久召開全國圖書訂貨會，我的這本沒有書名的書，訂購量為全國文藝書籍之冠，這一來，書稿的傳遞更需要封閉式地一環扣一環，不能有閃失。
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麼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後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於用白紙印偽鈔;這批盜版者居然還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實行偷盜的同時總要在門外大聲嚷嚷說這個宅子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還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只能睡兩個多小時。"隨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計程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鞦韆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著脖子皺著眉，不知該怎麼坐了。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眾最喜愛的劇種，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只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鬆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台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適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台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係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態。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內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眾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占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裡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眾是憑著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著丈夫到上海過清閒日子去了!於是一片憤怒。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麼榮譽也不給她!給別人!"
這個消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垂下來，長長的頭髮瀉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臉，她一直不說話，我想這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委屈的人，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許她在流淚?我走近前去。
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說了半句："我們家鄉啊——"沒再說下去。
"我們家鄉啊——"這個句式、我曾從汪道涵先生那裡聽到過。汪老也是同鄉人，那天正與我們夫妻聊天。
"我們家鄉啊，歷來是熱衷內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點就會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變得生龍活虎。"這是汪老的話。
我是一個研究群體文化心理的人，從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話。她沒有進人權力結構，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藝術家，也沒有任何人指責過她在人品上有什麼毛病，對她的意見永遠只有一條：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傳這個意見的任何人都沒有統計過她的工作量，更沒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國範圍內對比，只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結果，居然活生生把一個最辛勞的人謠傳成懶人，而巳還百口莫辯。她從來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聲辯，在實在氣忿的時候，最重的一句話也無非是："真想換個地方。"
北京一個重要的文藝團體幾年來一直等著把她調過去。上海市的一位領導曾幾次與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個以她命名、由她領銜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劇團。全國各地喜歡她藝術的企業家們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廣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還年輕，何苦成為某種不良心理氣氛的犧牲品?"
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麼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後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於用白紙印偽鈔;這批盜版者居然還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實行偷盜的同時總要在門外大聲嚷嚷說這個宅子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還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只能睡兩個多小時。"隨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計程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鞦韆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著脖子皺著眉，不知該怎麼坐了。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眾最喜愛的劇種，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只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鬆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台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適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台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係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態。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內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眾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占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裡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眾是憑著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著丈夫到上海過清閒日子去了!於是一片憤怒。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麼榮譽也不給她!給別人!"
這個消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垂下來，長長的頭髮瀉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臉，她一直不說話，我想這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委屈的人，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許她在流淚?我走近前去。
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說了半句："我們家鄉啊——"沒再說下去。
"我們家鄉啊——"這個句式、我曾從汪道涵先生那裡聽到過。汪老也是同鄉人，那天正與我們夫妻聊天。
"我們家鄉啊，歷來是熱衷內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點就會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變得生龍活虎。"這是汪老的話。
我是一個研究群體文化心理的人，從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話。她沒有進人權力結構，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藝術家，也沒有任何人指責過她在人品上有什麼毛病，對她的意見永遠只有一條：不容易看到她的舞台演出。但是哄傳這個意見的任何人都沒有統計過她的工作量，更沒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國範圍內對比，只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結果，居然活生生把一個最辛勞的人謠傳成懶人，而巳還百口莫辯。她從來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聲辯，在實在氣忿的時候，最重的一句話也無非是："真想換個地方。"
北京一個重要的文藝團體幾年來一直等著把她調過去。上海市的一位領導曾幾次與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個以她命名、由她領銜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劇團。全國各地喜歡她藝術的企業家們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廣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還年輕，何苦成為某種不良心理氣氛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