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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壇對他陌生，他對文壇也陌生。他經常驚訝而氣忿地向我提出種種有關文壇的問題，有時也準備寫文章呼籲大家不要再陷無聊。對他這麼一個要麼中止、要麼高效的人來說，太知道無聊是什麼。我勸他，文壇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這與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沒有關係。你還是沉浸到漢唐遺韻、明清風采中去吧，過一陣，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麼好消息，我再告訴你。
——讀《亦孚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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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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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辯
本世紀很不平靜，戰亂多，變革多，因此辯論也多。有不少辯論，在驅除謬誤、開發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辯論並非如此，有時甚至成為一種早就設定結局的批判，一種居高臨下的宣講，一種不要仲裁也無法仲裁的混戰。
在無序的環境中，那些自以為最會講話的人一開口就是謊言和惡語，使人們更害怕辯論。"何以息謗?"曰"無辯"。但在無數善良人的訥言無辯中，歷史被歪曲，是非被顛倒，理性被蒙塵。
即便是許多正派的學者，由於缺少正常辯論的訓練，立論時也很少考慮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種思路，只能正面闡述，無法應付駁難，甚至一遇到駁難就以為有人作梗，頓起意氣，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種科學而正常的辯論演示，這種演示中，有平均的機會，有公正的裁判。辯題的觀點和立場只作為一種抽籤而得的話題，圍繞著話題而衍發出來的邏輯力量、心理素質、平等意識、共處觀念、臨危風度、應時智慧等等，卻是更重要的比賽項目。
在二十世紀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國居然有億萬電視觀眾在觀看這麼一種辯論，不是像中國先秦縱橫家那樣具有明確的政治企圖，也不是像古希臘的雄辯家那樣具有深刻的哲學目的，而只是為了展示一種公平地在對手面前闡述自己觀點的程序和方法，這是這個世紀的其他任何時候都難於想像的。
這次中國名校大學生辯論賽總的說來是成功的，但顯然又不能評價太高。一切還都處於試驗階段，可批評和可研究的問題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幾屆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影響，儀式性的表演遠勝實質性的較量，事先準備多，當場急智少，各自闡述多，短兵相接少，劍拔弩張多，君子風度少，零碎機敏多，整體智慧少。這些毛病的改進，還有待時日。誰都知道這些毛病不屬於哪個辯論隊，而是屬於我國知識層的總體素質，暴露一下，是好事。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認識的教授要去參加一位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教授夫人一聽"答辯"兩字就大驚失色，因為這位教授就是因為當初多"辯"了幾句而蒙罪數十年之久的。夫人大聲叮囑："千萬別再去辯了!千萬別再去辯了!"
教授夫人的喊聲猶在耳側，而今天，有沒有能力參與正常的辯論，已成為判別一個年輕人是否具備現代人素質的重要標誌。
時間過得真快。
——讀《世紀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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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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鞦韆架(代後記)
半夜一時，有鑰匙開門，妻子回來了。
《鞦韆架》試演昨天才結束，留下雜事一大堆，這個時候回來，還算早的。為了這台戲，她想了四年，忙了兩年，近三個月，沒有一天的睡眠超過五小時。
她叫了我一聲，我發傻地從書桌邊站起來，眼前這部書稿，已校改到最後幾篇。
"匯報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麼?"她直直地看著我，輕聲問。
我有點想不起來了，支吾著。她眼圈一紅，轉過臉去，然後二話不說，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這時早已闃寂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邊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麼吃的，轉身與她商量，她已經斜倚在椅子上睡著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麵條。麵條就叫"馬蘭拉麵"，光北京就開了幾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為與她有什麼關係。吃完，結帳時，店主人開起了玩笑："看你長得有點像馬蘭，便宜你五角!"
我說："是嗬，就因為有點像，她還樂滋滋地給馬蘭寫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嘆了一口氣："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與店主人這樣一來一往還會胡謅出什麼來，趕緊把我拉開，回家。
路上想起，總有記者問我們："你們兩個誰更有名?"我立即搶先回答："當然是她，連壞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個重要證據：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烏魯木齊郊外的一個風景點玩，那裡剛剛發生過搶劫毆鬥事件，幾個主要肇事者已被銬在景區派出所的鐵欄杆上，準備押走，遊人們指指點點圍觀著。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遊客們知道了我是誰的丈夫，興趣點全都轉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幾個銬在鐵欄杆上的犯人，也都笑著向我點頭!
當然，我向記者隱瞞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小姐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我說："也許靳羽西搞錯了，不是說亞洲，是說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極洲!"她認真地自語："對，好像南極考察隊裡女性不多，沒準倒評得上。"
我在電話里問靳羽西，是不是搞錯了一個洲，羽西笑著說："你們真逗。我們可是在很大範圍內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問卷調查，才選出來的。"
我放下電話就說："那就別緊張了，問卷調查不是科學評選，光憑一個朦朧印象，只說明你人緣比較好，算不得數，人家也不會當真。"
那年在台灣，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在送別我時順便打聽："我這個老和尚一般不看電視劇，但前不久在美國竟然用兩個通宵看完了一部，叫《嚴鳳英》。我想請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會，你能聯絡到嗎?"
我說："能聯絡到，比較方便。"
從路邊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她說："趕快睡覺，你七點多就得上飛機，六點鐘就得起床。"
上飛機是去北京，送這部書稿，早就與作家出版社約好的。現在我的書被瘋狂盜版，各種各樣的版本充斥書市，演講錄、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話語》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剛有這個意思，印製得很漂亮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了，望邊的文章是胡亂湊的，連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進去。這使我和出版社緊張起來，警覺到盜版者就在我們身邊活動，不能不作出決定：書稿不郵寄，由我親自送，出版社副社長白冰先生和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十到機場接;改變書名，新書名嚴格保密;從編輯、印刷到裝箱全過程，作者姓名和書名都換成假名，拆箱時間和拆箱人員統一安排……
——讀《亦孚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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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辯
本世紀很不平靜，戰亂多，變革多，因此辯論也多。有不少辯論，在驅除謬誤、開發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辯論並非如此，有時甚至成為一種早就設定結局的批判，一種居高臨下的宣講，一種不要仲裁也無法仲裁的混戰。
在無序的環境中，那些自以為最會講話的人一開口就是謊言和惡語，使人們更害怕辯論。"何以息謗?"曰"無辯"。但在無數善良人的訥言無辯中，歷史被歪曲，是非被顛倒，理性被蒙塵。
即便是許多正派的學者，由於缺少正常辯論的訓練，立論時也很少考慮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種思路，只能正面闡述，無法應付駁難，甚至一遇到駁難就以為有人作梗，頓起意氣，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種科學而正常的辯論演示，這種演示中，有平均的機會，有公正的裁判。辯題的觀點和立場只作為一種抽籤而得的話題，圍繞著話題而衍發出來的邏輯力量、心理素質、平等意識、共處觀念、臨危風度、應時智慧等等，卻是更重要的比賽項目。
在二十世紀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國居然有億萬電視觀眾在觀看這麼一種辯論，不是像中國先秦縱橫家那樣具有明確的政治企圖，也不是像古希臘的雄辯家那樣具有深刻的哲學目的，而只是為了展示一種公平地在對手面前闡述自己觀點的程序和方法，這是這個世紀的其他任何時候都難於想像的。
這次中國名校大學生辯論賽總的說來是成功的，但顯然又不能評價太高。一切還都處於試驗階段，可批評和可研究的問題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幾屆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影響，儀式性的表演遠勝實質性的較量，事先準備多，當場急智少，各自闡述多，短兵相接少，劍拔弩張多，君子風度少，零碎機敏多，整體智慧少。這些毛病的改進，還有待時日。誰都知道這些毛病不屬於哪個辯論隊，而是屬於我國知識層的總體素質，暴露一下，是好事。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認識的教授要去參加一位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教授夫人一聽"答辯"兩字就大驚失色，因為這位教授就是因為當初多"辯"了幾句而蒙罪數十年之久的。夫人大聲叮囑："千萬別再去辯了!千萬別再去辯了!"
教授夫人的喊聲猶在耳側，而今天，有沒有能力參與正常的辯論，已成為判別一個年輕人是否具備現代人素質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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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一時，有鑰匙開門，妻子回來了。
《鞦韆架》試演昨天才結束，留下雜事一大堆，這個時候回來，還算早的。為了這台戲，她想了四年，忙了兩年，近三個月，沒有一天的睡眠超過五小時。
她叫了我一聲，我發傻地從書桌邊站起來，眼前這部書稿，已校改到最後幾篇。
"匯報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麼?"她直直地看著我，輕聲問。
我有點想不起來了，支吾著。她眼圈一紅，轉過臉去，然後二話不說，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這時早已闃寂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邊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麼吃的，轉身與她商量，她已經斜倚在椅子上睡著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麵條。麵條就叫"馬蘭拉麵"，光北京就開了幾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為與她有什麼關係。吃完，結帳時，店主人開起了玩笑："看你長得有點像馬蘭，便宜你五角!"
我說："是嗬，就因為有點像，她還樂滋滋地給馬蘭寫信，可人家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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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我與店主人這樣一來一往還會胡謅出什麼來，趕緊把我拉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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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向記者隱瞞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小姐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我說："也許靳羽西搞錯了，不是說亞洲，是說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極洲!"她認真地自語："對，好像南極考察隊裡女性不多，沒準倒評得上。"
我在電話里問靳羽西，是不是搞錯了一個洲，羽西笑著說："你們真逗。我們可是在很大範圍內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問卷調查，才選出來的。"
我放下電話就說："那就別緊張了，問卷調查不是科學評選，光憑一個朦朧印象，只說明你人緣比較好，算不得數，人家也不會當真。"
那年在台灣，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在送別我時順便打聽："我這個老和尚一般不看電視劇，但前不久在美國竟然用兩個通宵看完了一部，叫《嚴鳳英》。我想請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會，你能聯絡到嗎?"
我說："能聯絡到，比較方便。"
從路邊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她說："趕快睡覺，你七點多就得上飛機，六點鐘就得起床。"
上飛機是去北京，送這部書稿，早就與作家出版社約好的。現在我的書被瘋狂盜版，各種各樣的版本充斥書市，演講錄、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話語》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剛有這個意思，印製得很漂亮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了，望邊的文章是胡亂湊的，連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進去。這使我和出版社緊張起來，警覺到盜版者就在我們身邊活動，不能不作出決定：書稿不郵寄，由我親自送，出版社副社長白冰先生和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十到機場接;改變書名，新書名嚴格保密;從編輯、印刷到裝箱全過程，作者姓名和書名都換成假名，拆箱時間和拆箱人員統一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