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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產生效果。她對家鄉有一種神秘的皈依意識，我說不清是積極還是消極，反正是把我感動了。
記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時，我邀國際知名的大導演馬科到合肥排《紅樓夢》。照妻子的說法，家鄉越是遭災越要表現出文化上的平靜和大氣。我們一大群人從那時起就在努力構建著黃佐臨先生企盼了幾十年的戲曲音樂劇雛型，雖然當時災情嚴重，生活非常艱難，天天有停電、斷餐之虞，大家卻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討，創作氣氛如火如茶。馬蘭除了排戲，一有空就上街為災民募捐。馬科導演有一天上街，發現這個情景，追蹤幾日，終於對我說："抗洪救災是大事，但像她這樣全國一流的藝術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無法想像的，我看著都痛心，適可而止吧!"但就在馬科導演跟我說的時候，中央電視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體育館裡的賑災匯演，她一身白衣藍褲趕到了，全場掌聲未息，她就含淚開口："我的家鄉受災了!"接下來的鏡頭表明，她的這種語言方式，感動了台下無數熟悉她的北京觀眾，那天她為家鄉募到的救災款，數字不小。馬科導演對著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導演費都捐掉了，勞累幾月，分文未取。
妻子對家鄉的感情之深，有時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電視，她平日感興趣的是國際新聞，拉賓、薩達姆、索羅斯什麼的，但國內新聞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報導，總會怔怔地等一會兒，等播音員說出罪犯來自何處。如果不是安徽，她會舒一口氣，站起來，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這個毛病，因此只要電視裡報導的罪犯有浙江的，就會大聲嚷嚷："看，浙江，我家鄉的!"她笑了，說："這有什麼可炫耀的?還是安徽多一點，你用不著安慰我。"我立即說："我們浙江才凶呢，千島湖事件……"
說到千島湖事件，她產生了回憶。事件發生時她正帶團在台灣演出，台灣有傳媒說那幾個罪犯來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來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戲。我說："你看，這件事我們兩頭都洗不乾淨了。"
去年，有一家當地虧損企業請她參加一場義務演出，她想既是"當地"又是"虧損"，義不容辭，答應得比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邀請還快，而且鄭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從來不要我陪她演出，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禮堂門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條紅布橫幅，上書熱烈歡迎某某先生文藝晚會。她就覺得有點不對勁，立即打聽某某先生是誰。別人告訴她，這是外省某企業的一位幹部，那家企業兼併了本省的這家企業，被兼併的企業用一台晚會歡迎他。演出已經開始，妻子所在劇院一個上了年歲的高個兒男演員，正在使勁演唱。妻子一見，愴然停步，再也邁不動腿了。
她在自言自語："兼併就兼併吧，兩邊都是國營企業，兩邊都是國家幹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專門為某個個人開個晚會嗎?國家領導人來也沒有拉過這樣的橫幅啊!"
那位被歡迎的外省企業於部年紀不大，一心只想見到他崇拜的藝術家，連忙趕到場外，反覆邀請入座。她客氣地與他握手，又抬頭看了一眼那條橫幅，說："真抱歉，今天我們自己省里有點事。"
據說，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難。
越是遇到這樣的事情，她越覺得家鄉需要重振內在的文化素質。對於中國科技大學存在於合肥，她一提起就興奮，朱清時校長希望聘請我擔任兼職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進黃梅戲藝術的重要性，因為畢竟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只是這幾年由於在藝術上過於保守、在內容上過於雜亂而急速下滑。她對國際間的藝術趨向並不陌生，深知只有為這個劇種重新呼喚來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才有出路。為此，她投注了整整幾年時間進行觀摩和尋訪，其中包括尋訪願意到安徽來奮鬥一場的海內外藝術家。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廳的支持，《鞦韆架》開始排演。
在排演的過程中，她一再對我說，最大的擔憂，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對你們劇院的演員沒信心?"我問。
"不是，"她說，"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見本地某些以內耗為專業的評論者，稍微像樣一點的東西一出來他們一定寫文章嘲弄，萬一外來藝術家看到這種文章，以為我們本地人都是這種水平，那多丟人!"
"嘲弄建設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時候請人把這種嘲弄文章收集齊，印在全國巡迴演出的說明書里，這說明書也就有了史料價值，多有意思!"
"會不會註明是本地的報紙刊登的?"她問。
"當然，"我說，"什麼報紙，幾月幾日，什麼署名，都註明。"
"這豈不是又在出我們的丑了!"她有點難過。
在機場告別時，我看著她說："兩千多里地的長途汽車，頸椎、腰椎怎麼辦?"
她笑了，說："說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正好因用腦過度而成了傻子，兩人天天面對面。"我說。
"我不走穴，沒有錢，你被盜版，也沒有錢，你沒有官位，我也沒有官位，兩個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時代，那才叫純粹。"她說。
"一個傻子推著一個不良於行的女子，在夕陽下晃悠。"我說。
"到那時，動腦筋的是我，動肢體的是你，正好倒過來。"她說。
說到這個地步兩人已經很開心，大笑一陣後我進了安檢門，她又上了那輛計程車走了。幾年來，她一會兒對我說，演戲的事太煩太苦，今後說什麼也不能把我牽扯進去了;一會兒又覺得我寫作更苦更傷心，還不如繼續幫她搞戲。說來說去，兩頭都無法落腳。多享受一點家庭氣氛吧，前兩天見安徽一家報紙刊登批判文章，說"夫妻雙雙把家還"這樣的情感方式，是放棄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這種批判語氣在這塊土地上為什麼永遠顯得義正詞嚴?結果是，寫作不行，演戲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盪在鞦韆上。
說不定確實會遇上挺大的麻煩。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陽下了。
那就趁現在還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記吧。昨天與她商量過，這本新書的扉頁，就印我們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書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為我刻的圖章。對於照片，她倒沒什麼異議，只希望印單色;對於圖章，則求我讓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說沒時間了，而且我敢擔保，多數讀者只會為她的篆刻水平而驚訝。何華先生曾撰文稱讚她對外國現代音樂和中國古代篆刻的見識，這在國外好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次終於由我來提供一個小小的證據。她說："真的篆刻家該笑我了。"我說："反正業餘，無所謂，我寫一幅業餘的書法作為書名，與你陪綁。"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館裡睡了一覺。醒來已是晚上，想到她還沒有睡過，立即打她的手機，問她現在在哪裡。她說，南京的錄音己完成，正在向連雲港趕，現正坐在蘇北洪澤鎮的一家路邊小店吃晚飯，司機丟了什麼東西，返回去找了，估計至少要等兩個多小時。她說小店不大幹淨，但菜很新鮮，要我放心，早點休息。
記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時，我邀國際知名的大導演馬科到合肥排《紅樓夢》。照妻子的說法，家鄉越是遭災越要表現出文化上的平靜和大氣。我們一大群人從那時起就在努力構建著黃佐臨先生企盼了幾十年的戲曲音樂劇雛型，雖然當時災情嚴重，生活非常艱難，天天有停電、斷餐之虞，大家卻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討，創作氣氛如火如茶。馬蘭除了排戲，一有空就上街為災民募捐。馬科導演有一天上街，發現這個情景，追蹤幾日，終於對我說："抗洪救災是大事，但像她這樣全國一流的藝術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無法想像的，我看著都痛心，適可而止吧!"但就在馬科導演跟我說的時候，中央電視台正在直播北京工人體育館裡的賑災匯演，她一身白衣藍褲趕到了，全場掌聲未息，她就含淚開口："我的家鄉受災了!"接下來的鏡頭表明，她的這種語言方式，感動了台下無數熟悉她的北京觀眾，那天她為家鄉募到的救災款，數字不小。馬科導演對著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導演費都捐掉了，勞累幾月，分文未取。
妻子對家鄉的感情之深，有時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電視，她平日感興趣的是國際新聞，拉賓、薩達姆、索羅斯什麼的，但國內新聞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報導，總會怔怔地等一會兒，等播音員說出罪犯來自何處。如果不是安徽，她會舒一口氣，站起來，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這個毛病，因此只要電視裡報導的罪犯有浙江的，就會大聲嚷嚷："看，浙江，我家鄉的!"她笑了，說："這有什麼可炫耀的?還是安徽多一點，你用不著安慰我。"我立即說："我們浙江才凶呢，千島湖事件……"
說到千島湖事件，她產生了回憶。事件發生時她正帶團在台灣演出，台灣有傳媒說那幾個罪犯來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來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戲。我說："你看，這件事我們兩頭都洗不乾淨了。"
去年，有一家當地虧損企業請她參加一場義務演出，她想既是"當地"又是"虧損"，義不容辭，答應得比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邀請還快，而且鄭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從來不要我陪她演出，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禮堂門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條紅布橫幅，上書熱烈歡迎某某先生文藝晚會。她就覺得有點不對勁，立即打聽某某先生是誰。別人告訴她，這是外省某企業的一位幹部，那家企業兼併了本省的這家企業，被兼併的企業用一台晚會歡迎他。演出已經開始，妻子所在劇院一個上了年歲的高個兒男演員，正在使勁演唱。妻子一見，愴然停步，再也邁不動腿了。
她在自言自語："兼併就兼併吧，兩邊都是國營企業，兩邊都是國家幹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專門為某個個人開個晚會嗎?國家領導人來也沒有拉過這樣的橫幅啊!"
那位被歡迎的外省企業於部年紀不大，一心只想見到他崇拜的藝術家，連忙趕到場外，反覆邀請入座。她客氣地與他握手，又抬頭看了一眼那條橫幅，說："真抱歉，今天我們自己省里有點事。"
據說，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難。
越是遇到這樣的事情，她越覺得家鄉需要重振內在的文化素質。對於中國科技大學存在於合肥，她一提起就興奮，朱清時校長希望聘請我擔任兼職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進黃梅戲藝術的重要性，因為畢竟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只是這幾年由於在藝術上過於保守、在內容上過於雜亂而急速下滑。她對國際間的藝術趨向並不陌生，深知只有為這個劇種重新呼喚來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才有出路。為此，她投注了整整幾年時間進行觀摩和尋訪，其中包括尋訪願意到安徽來奮鬥一場的海內外藝術家。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廳的支持，《鞦韆架》開始排演。
在排演的過程中，她一再對我說，最大的擔憂，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對你們劇院的演員沒信心?"我問。
"不是，"她說，"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見本地某些以內耗為專業的評論者，稍微像樣一點的東西一出來他們一定寫文章嘲弄，萬一外來藝術家看到這種文章，以為我們本地人都是這種水平，那多丟人!"
"嘲弄建設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時候請人把這種嘲弄文章收集齊，印在全國巡迴演出的說明書里，這說明書也就有了史料價值，多有意思!"
"會不會註明是本地的報紙刊登的?"她問。
"當然，"我說，"什麼報紙，幾月幾日，什麼署名，都註明。"
"這豈不是又在出我們的丑了!"她有點難過。
在機場告別時，我看著她說："兩千多里地的長途汽車，頸椎、腰椎怎麼辦?"
她笑了，說："說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正好因用腦過度而成了傻子，兩人天天面對面。"我說。
"我不走穴，沒有錢，你被盜版，也沒有錢，你沒有官位，我也沒有官位，兩個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時代，那才叫純粹。"她說。
"一個傻子推著一個不良於行的女子，在夕陽下晃悠。"我說。
"到那時，動腦筋的是我，動肢體的是你，正好倒過來。"她說。
說到這個地步兩人已經很開心，大笑一陣後我進了安檢門，她又上了那輛計程車走了。幾年來，她一會兒對我說，演戲的事太煩太苦，今後說什麼也不能把我牽扯進去了;一會兒又覺得我寫作更苦更傷心，還不如繼續幫她搞戲。說來說去，兩頭都無法落腳。多享受一點家庭氣氛吧，前兩天見安徽一家報紙刊登批判文章，說"夫妻雙雙把家還"這樣的情感方式，是放棄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這種批判語氣在這塊土地上為什麼永遠顯得義正詞嚴?結果是，寫作不行，演戲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盪在鞦韆上。
說不定確實會遇上挺大的麻煩。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陽下了。
那就趁現在還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記吧。昨天與她商量過，這本新書的扉頁，就印我們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書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為我刻的圖章。對於照片，她倒沒什麼異議，只希望印單色;對於圖章，則求我讓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說沒時間了，而且我敢擔保，多數讀者只會為她的篆刻水平而驚訝。何華先生曾撰文稱讚她對外國現代音樂和中國古代篆刻的見識，這在國外好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次終於由我來提供一個小小的證據。她說："真的篆刻家該笑我了。"我說："反正業餘，無所謂，我寫一幅業餘的書法作為書名，與你陪綁。"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館裡睡了一覺。醒來已是晚上，想到她還沒有睡過，立即打她的手機，問她現在在哪裡。她說，南京的錄音己完成，正在向連雲港趕，現正坐在蘇北洪澤鎮的一家路邊小店吃晚飯，司機丟了什麼東西，返回去找了，估計至少要等兩個多小時。她說小店不大幹淨，但菜很新鮮，要我放心，早點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