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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渦捲起一種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數十年間把那一圈圈、一層層的自衛、凝聚構建一古腦兒軟化了，把那一些由故鄉的山樑承載的、由破舊的木船裝來的華語，留給已經不大出門的爺爺奶奶，留給宗鄉會館的看門老漢，而他們的後代已經拗口。用英語纔順溜，儘管這種英語帶著明顯的南洋腔調，卻也能抹去與故鄉有關的種種分野，抹去家族的顛沛、時間的辛酸，就像從一條渾濁的歷史河道上潛泳過來，終於爬上了一塊白沙灘，聳身一抖，抖去了渾身渾濁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現代。不知抖到第幾次，纔抖掉了華語，然後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讓宗鄉會館門庭冷落了，白沙灘上走著的正是黃皮膚黑眼珠的傑克遜和麥克斯韋爾。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於，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麼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範華語，第三代只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之內，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於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家庭都在經歷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麼，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它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阿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麼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願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儘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儘管客廳的牆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願，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划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這裡赫然橫亘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髮型師，他對華人黑髮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髮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發廳里來，原因只在於，這位髮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髮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髮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髮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並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徵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髮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願反悔、更不願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願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裡打水，然後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海卻又十分乾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於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麼婉轉，那麼迴蕩，那麼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閒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乾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裡。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願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裡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理好足夠的詞彙，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里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麼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裡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裡聽幾句地道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我在這裡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後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醃篤鮮”、熗蟹什麼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里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夥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裡，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地道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於，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麼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範華語，第三代只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之內，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於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家庭都在經歷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麼，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它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阿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麼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願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儘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儘管客廳的牆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願，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划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這裡赫然橫亘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髮型師，他對華人黑髮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髮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發廳里來，原因只在於，這位髮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髮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髮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髮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並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徵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髮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願反悔、更不願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願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裡打水，然後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海卻又十分乾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於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麼婉轉，那麼迴蕩，那麼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閒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乾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裡。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願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裡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理好足夠的詞彙，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里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麼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裡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裡聽幾句地道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我在這裡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後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醃篤鮮”、熗蟹什麼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里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夥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裡，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地道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