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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最後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後，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迭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
華語情結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徵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嶽一樣偉大。
——Edward 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於世的其它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干縮，唯有它，竟歷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彙，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裡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裡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這麼一座語言山，還不大麼?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裡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沈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面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儘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後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後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攝下，不必深加防範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於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深入往返於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只有互補性的發現，還不構成爭勝式的對峙。於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了：並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遊歸來已經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聖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這篇《聖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換。在他身後，九州島大地佛號聲、誦經聲此起彼伏，無數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詞彙的華語方式，並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沓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嘆息，拌和成一團驅之不散的煙霧，飄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勢出現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於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產生了。當然並不能與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結)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裡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於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它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裡引得全場板笑。大夥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說產生笑的機制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臉上凝凍，心底捲來綿長的感嘆。
其二
逼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地道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採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採訪結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乾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採訪對象稱作傑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採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常發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會館柱傾梁塌。時間並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後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過多少次災禍、爭鬥，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難於逃遁。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迭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
華語情結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徵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嶽一樣偉大。
——Edward 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於世的其它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干縮，唯有它，竟歷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彙，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裡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裡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這麼一座語言山，還不大麼?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裡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沈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面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儘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後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後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攝下，不必深加防範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於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深入往返於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只有互補性的發現，還不構成爭勝式的對峙。於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了：並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遊歸來已經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聖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這篇《聖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換。在他身後，九州島大地佛號聲、誦經聲此起彼伏，無數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詞彙的華語方式，並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沓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嘆息，拌和成一團驅之不散的煙霧，飄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勢出現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於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產生了。當然並不能與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結)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裡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於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它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裡引得全場板笑。大夥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說產生笑的機制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臉上凝凍，心底捲來綿長的感嘆。
其二
逼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地道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採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採訪結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乾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採訪對象稱作傑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採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常發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會館柱傾梁塌。時間並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後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過多少次災禍、爭鬥，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難於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