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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說，這本雜誌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纔特意保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誌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遊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麼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後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遊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繫，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麼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麼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纔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纔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占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它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纔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個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後就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後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里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里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艷，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艷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裡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匯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背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迴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政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纔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纔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占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它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纔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個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後就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後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里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里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艷，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艷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裡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匯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背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迴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政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