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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詞彙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麼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後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蹟一般地，她嘴裡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並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沈溺於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後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裡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麼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麼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它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像，印度門衛，馬來西亞僕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裡，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里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牆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麼一位女纔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纔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於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併看作是“慈母”，那麼，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遊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幹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台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里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級住宅區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纔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是：大門口報箱裡的兩大迭中、英文早報，已經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麼早出門又是為了什麼呢?
終於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迭迭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麼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麼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台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現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象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料食品袋裡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裡，該坐什麼車，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後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後，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麼樣，卻很難想像，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繫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突然，奇蹟一般地，她嘴裡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並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沈溺於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後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裡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麼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麼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它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像，印度門衛，馬來西亞僕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裡，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里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牆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麼一位女纔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纔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於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併看作是“慈母”，那麼，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遊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幹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台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里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級住宅區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纔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是：大門口報箱裡的兩大迭中、英文早報，已經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麼早出門又是為了什麼呢?
終於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迭迭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麼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麼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台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現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象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料食品袋裡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裡，該坐什麼車，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後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後，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麼樣，卻很難想像，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繫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