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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思想，胡適的思想來源是相當複雜的，既有中國的傳統思想，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以後者為主。中國“全盤西化”的思想和他有密切的關係。年輕時候信仰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在這方面影響他的有中國的老子。老子主張“不爭”說：“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還有墨子的《非攻》。此外還有西方的耶穌教的《聖經》，講什麼，人家打你的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要他打。他這樣的信仰都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的。胡適的行動看起來異常激進，但是他自己卻說，自己是保守分子。表面上看，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鋒，他卻不但尊崇孔子，連儒家大儒朱熹也尊崇。唐德剛先生甚至稱他為“最後的一位理學家”。
胡適的意見有時候也流於偏激，甚至偏頗。他關於駢文的看法，上面已經介紹過了。與此有關聯的是他對於文言的看法。他說：
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我認為文言文在那時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雖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許多現時還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
那麼，胡適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實驗主義。我現在根據胡適的自述，簡略地加以介紹。實驗主義是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流行於美國的有影響的大哲學派別之一。當時最主要的大師是查理·皮爾士(插nler Pierce)、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第一人逝世於1914年，第二人逝世於1910年。胡適不可能從他們受學。只有杜威還健在，胡就成了他的學生。胡適自己說，杜威對他有“終身影響”。
什麼又叫做“實驗主義”呢?必須先介紹一點歐洲哲學史，特別是古希臘的哲學，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說法的來源。這要從蘇格拉底(Sokrates，470?～399BC)講起。我現在根據唐德剛先生的注釋(上引書，108～114頁)極其簡略地加以說明。蘇格拉底對“知識”這個概念有特殊看法。人性是本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於“無知”的緣故。“知”是“行”的先決條件。“知”中有善而無惡，有惡之“知”，不是真“知”，無“知”則“行”無準則。要了解什麼是“知”，必須了解什麼是“不知”。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知”，一般人不了解真“知”而自以為“知”，所以都是糊塗一輩子。他十分強調“自知之明”。他之所以拼命反對“民主”，就是因為他認為芸芸眾生都是無“知”之輩，他們不能“主”，“主”者只能是有德者，“德”只是“知”的表現。有“知”自有“德”。從“無知”到“有知”，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和方法，這就是“蘇格拉底法則”。蘇格拉底認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普遍界說”(Universal Defimtien)，比如說，貓的“普遍界說”就是“捉老鼠”。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都將由其本身的“普遍界說”而形成一個單獨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有其特有的“次文化”(Subculture)。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3)
上述這種推理法，就是所謂“蘇格拉底法則”。杜威對這個法則極為讚賞，胡適亦然。他們認為，“法則”只是一種法則，是一種尋求真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替任何“主義”去證明那種毫無討論餘地的“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他們實驗主義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立什麼“終極真理”。
蘇格拉底的再傳弟子——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384～322BC)，批評他的師祖和老師的推理雜亂無章，他搞了一個“三段論法”。所謂“三段”，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這可以稱為“演繹推理法”(Deduclive Method)。這方法的核心是“證明真理”，而不是“尋求真理”。後來它為中世紀的耶穌教神學所利用。這種神學已經有“終極真理”和“最後之因”，只需要證明，而不需要探求，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一拍即合，所以就大行其道了。
胡適經常講他的方法是“歸納法”，就是針對這種演繹法而發的。
既然講到了方法，我現在就來談一談胡適的“實證思維術”。胡適說：
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
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他畢生重視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學方面的方法，而這方法的來源則是杜威的影響。
根據胡適的論述，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通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
第二階段，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杜威稱之為討論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蘇格拉底法則向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之間發展的階段。杜威用溢美之辭讚揚蘇格拉底，而對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則頗有微辭。
第四階段，也就是後階段，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
杜威在另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思維術》中，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導致思想者去認真思考。
第二階段，是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自己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第四階段，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第五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思想者要求證，他把大膽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哪個是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夠知道，胡適有名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源就在這裡，是他從杜威那裡學來而加以簡化和明確化了的。
根據我個人膚淺的分析，在對外方面，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這個思想的來源還不僅限於杜威，一定還有尼采的影響在，他那“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名言，影響了整個世界。在對內方面，胡適也受到了影響，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學家張載。張載說：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
他又說：
無征而方，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則不言;周足征，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多少年來，我就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自己在《口述自傳》中“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這一節里說：
胡適的意見有時候也流於偏激，甚至偏頗。他關於駢文的看法，上面已經介紹過了。與此有關聯的是他對於文言的看法。他說：
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我認為文言文在那時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雖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許多現時還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
那麼，胡適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實驗主義。我現在根據胡適的自述，簡略地加以介紹。實驗主義是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流行於美國的有影響的大哲學派別之一。當時最主要的大師是查理·皮爾士(插nler Pierce)、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第一人逝世於1914年，第二人逝世於1910年。胡適不可能從他們受學。只有杜威還健在，胡就成了他的學生。胡適自己說，杜威對他有“終身影響”。
什麼又叫做“實驗主義”呢?必須先介紹一點歐洲哲學史，特別是古希臘的哲學，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說法的來源。這要從蘇格拉底(Sokrates，470?～399BC)講起。我現在根據唐德剛先生的注釋(上引書，108～114頁)極其簡略地加以說明。蘇格拉底對“知識”這個概念有特殊看法。人性是本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於“無知”的緣故。“知”是“行”的先決條件。“知”中有善而無惡，有惡之“知”，不是真“知”，無“知”則“行”無準則。要了解什麼是“知”，必須了解什麼是“不知”。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知”，一般人不了解真“知”而自以為“知”，所以都是糊塗一輩子。他十分強調“自知之明”。他之所以拼命反對“民主”，就是因為他認為芸芸眾生都是無“知”之輩，他們不能“主”，“主”者只能是有德者，“德”只是“知”的表現。有“知”自有“德”。從“無知”到“有知”，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和方法，這就是“蘇格拉底法則”。蘇格拉底認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普遍界說”(Universal Defimtien)，比如說，貓的“普遍界說”就是“捉老鼠”。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都將由其本身的“普遍界說”而形成一個單獨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有其特有的“次文化”(Subculture)。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3)
上述這種推理法，就是所謂“蘇格拉底法則”。杜威對這個法則極為讚賞，胡適亦然。他們認為，“法則”只是一種法則，是一種尋求真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替任何“主義”去證明那種毫無討論餘地的“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他們實驗主義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立什麼“終極真理”。
蘇格拉底的再傳弟子——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384～322BC)，批評他的師祖和老師的推理雜亂無章，他搞了一個“三段論法”。所謂“三段”，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這可以稱為“演繹推理法”(Deduclive Method)。這方法的核心是“證明真理”，而不是“尋求真理”。後來它為中世紀的耶穌教神學所利用。這種神學已經有“終極真理”和“最後之因”，只需要證明，而不需要探求，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一拍即合，所以就大行其道了。
胡適經常講他的方法是“歸納法”，就是針對這種演繹法而發的。
既然講到了方法，我現在就來談一談胡適的“實證思維術”。胡適說：
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
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他畢生重視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學方面的方法，而這方法的來源則是杜威的影響。
根據胡適的論述，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通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
第二階段，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杜威稱之為討論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蘇格拉底法則向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之間發展的階段。杜威用溢美之辭讚揚蘇格拉底，而對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則頗有微辭。
第四階段，也就是後階段，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
杜威在另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思維術》中，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導致思想者去認真思考。
第二階段，是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自己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第四階段，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第五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思想者要求證，他把大膽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哪個是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夠知道，胡適有名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源就在這裡，是他從杜威那裡學來而加以簡化和明確化了的。
根據我個人膚淺的分析，在對外方面，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這個思想的來源還不僅限於杜威，一定還有尼采的影響在，他那“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名言，影響了整個世界。在對內方面，胡適也受到了影響，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學家張載。張載說：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
他又說：
無征而方，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則不言;周足征，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多少年來，我就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自己在《口述自傳》中“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這一節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