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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起來……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有好懷疑的傾向,尤其是關於宗教方面。

  下面他講到“漢學”,又說:

  近三百年來學術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實自北宋開始,中國考古學興起的時候。古代的文物逐漸發展成歷史工具來校勘舊典籍,這便是批判的治學方法的起源。“考據學”或“考證學”於焉產生。

  胡適在19歲前讀中國經書,發現了漢、宋註疏之不同,企圖自己來寫點批判性的文章。這種以批判法則治學的方法,胡適名之為“歸納法”。

  在這同一節中,胡適又說:

  我舉出了這些例子,也就是說明我要指出我從何處學得了這些治學方法,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較妥當的方法,是我從考據學方面著手逐漸地學會了校勘學和訓詁學。由於長期鑽研中國古代典籍,而逐漸的(應作“地”——羨林)學會了這種治學方法。所以我要總結我的經驗的話,我最早的資本或者就是由於我有懷疑的能力。

  最了解自己的老師的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說: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4)

  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的“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

  唐又本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說,胡適“不成一套!”

  唐德剛先生的話不無道理,胡適的“治學方法”確實是中西合璧的。但是,我認為,決不能就因此貶低了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上面已經提到,這是胡適最大的貢獻之一。無論是人文社會家,還是自然科學家,真想做學問,都離不開這十個字。在這裡,關鍵是“大膽”和“小心”。研究任何一個問題,必先有假設。否則就是抄襲舊論,拾人牙慧。這樣學問永遠不會有進步。要想創新,必有假設,而假設則是越大膽越好。在神學統治的重壓下,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圍著太陽轉,膽子可真夠大的了。但是,大膽究竟能夠或者應該大到什麼程度,界限很難確定,只好說“存乎一心”了。有了假設,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種假設往往是出於懷疑,很多古聖先賢都提倡懷疑,但是懷疑了,假設了,千萬不要掉以輕心,認為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結論,必須求證,而求證則是越小心越好。世界上,萬事萬物都異常複雜,千萬不要看到一些表面就信以為真,一定要由表及里,多方探索,慎思明辨,期望真正能搔到癢處。到了證據確鑿,無懈可擊,然後才下結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孤證難信。這做起來比較難。如果真正只有一個孤證,你難道就此罷手嗎?

  胡適畢生從事考據之學,迷信考據之學。他在《齊白石傳》中說過幾句話:白石先生用“瞞天過海”的迷信方法,來隱瞞自己的年齡,卻瞞不過考據學。可見他對考據學信仰之虔誠。我再重複說一句:十字訣是胡適重大貢獻之一,對青年學者有深遠的影響。

  1996年

  後記

  季羨林先生是學術大家。他讀了一輩子書,研究了一輩子學問,在許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是怎樣讀書的?又是怎樣治學的?他的讀書和治學經驗是什麼?他眼中學術界前輩們的治學經驗是什麼?

  本書匯集了季羨林先生專門談讀書、治學和他介紹學術界前輩治學經驗的文章。這些文章對廣大學生和學者,都會有所啟迪。

  本書也是季羨林研究所成立以後組織編寫的系列書之一。第一本是《季羨林談人生》。季羨林研究所和當代中國出版社還要陸續合作,推出新書。

  季羨林研究所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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