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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事勢，噤不得發。
就讓這一段言簡意賅的話作本文的結束語吧。
1990年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1)
作為學者的胡適
我認為，胡適首先是一個學者，所以我把評估他的學術成就列為第一項。這裡用“評估”二字，似乎誇大了一點，只能說是我對他的學術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學者和思想家往往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為二，是不得已之舉。其間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我不是寫《胡適傳》，我不想把他的學術著作一一羅列。如果舉書名的話，也不過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想把他的學術著作粗略地分為六大類：
(1)早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2)整理國故和《國學研究》;
(3)以《說儒》為中心的《胡適論學近著》;
(4)關於神會和尚的研究;
(5)關於《水經注》的研究;
(6)為許多舊的長篇小說寫序、作考證，一直到新紅學、《白話文學史》和《哲學史》等。
這六大類約摸可以概括他的學術研究範圍。
我對以上六大類都不一一作細緻的論述和分析。我只根據我在上面劃分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階段時提出來的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來籠統地加以概括。第一類中的三篇文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們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據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語言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吾”、“我”、“爾”、“汝”這幾個人稱代詞。漢字是沒有曲折變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樣。在西方語言中，人稱代詞有四格——主格、賓格、所有格和受事格——從字形上來看，涇渭分明。而漢字則不然，格變只能表現在字變上。這一點很容易為不通西語者所疏忽。胡適至少通英語，對此他特別敏感，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胡適自己說：
我那時對歸納法已經發生了興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經知道了“歸納法”這個詞彙了。同時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作比較研究的知識而受其實惠。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認識。
談到國學研究，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我往往聽到有人懷疑：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麼會一變而整理起國故來?這是不了解全面情況的結果。胡適說：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1)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2)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3)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4)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原來胡適是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幾點總結。在成就方面，他認為有三項：第一項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第二項是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第三項是考古——發現古物。同時，他也指出了三大嚴重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研究範圍太狹窄;第二個缺點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個缺點是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他針對這三大缺點，提出了復興和提倡國學研究的三點意見：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儘量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第三，“專史式”的整理——諸如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等。
以上就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意見和貢獻。
至於《胡適論學近著》中《說儒》那一篇長達數萬言的論文，確是他的力作。他認為，“儒”字的原義是柔、弱、懦、軟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屬於被周滅掉的殷遺民的傳教士。由於他們是亡國之民，他們不得不採取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
唐德剛先生對《說儒》這篇文章給予了至高無上的評價。他說：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
他又說：
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巔峰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再也沒有第二個“30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我個人認為，唐先生對《說儒》的評價和對30年代學術的估價，是頗值得商榷的。《說儒》意思雖新穎，但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駁。所謂“30年代”的學術成就，不知何所指。當時日寇壓境。舉國同憤，也不能說“干擾不大”。
關於適之先生對神會和尚的研究和《水經注》的研究，他的確用力很勤，可以說是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國禪宗史，後者的用意在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績都應該說是在《說儒》之上。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2)
為舊小說寫序，作考證，在這方面胡適的貢獻是很大的，而影響也很大。在舊時代，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於胡適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小說公然登上了文學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貴的文學品種平起平坐。他對《紅樓夢》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是合情合理的。至於與此有聯繫的《白話文學史》，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因為白話同淺顯的文言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反不如用模糊理論來解釋——可惜當時這個理論還沒有產生。胡適有時牽強附會，甚至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晚年雖立下宏願大誓，要把它寫完，可惜他過早地逝去，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傑作”。適之先生在學術問題上有時候偏激得離奇，比如對中國的駢文，他說“有欠文明”。他認為“四六”體起標點符號的作用，他把中國中古期文章體裁說成“鄙野”或“夷化”，因為它同古代老子和孔子所用的體裁完全不同，同後來唐宋八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別。他拿歐洲“修道士的拉丁”和印度的“沙門梵文”來相比。前者我不懂，後者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認為這是一位極其謹嚴的學者的極其可怪的偏見。這一點，唐德剛先生也是完全不同意的。
作為思想家的胡適
胡適不喜歡“哲學史”這個詞兒，而鍾愛“思想史”這個詞兒。因此，我不稱他為“哲學家”，而稱他為“思想家”。
不管是哲學，還是思想，他都沒有獨立的體系，而且好像也從來沒有想創立什麼獨立的體系，嚴格地講，他不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我給他杜撰了一個名詞：行動思想家，或思想行動家。他畢生都在行動，是有思想基礎的行動。大名垂宇宙的“五四”運動，在中國學術史上，中國文學史上，甚至中國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執大旗作領袖的人物，不能不說是胡適，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礎上行動的結果。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是難以做到的。
就讓這一段言簡意賅的話作本文的結束語吧。
1990年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1)
作為學者的胡適
我認為，胡適首先是一個學者，所以我把評估他的學術成就列為第一項。這裡用“評估”二字，似乎誇大了一點，只能說是我對他的學術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學者和思想家往往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為二，是不得已之舉。其間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我不是寫《胡適傳》，我不想把他的學術著作一一羅列。如果舉書名的話，也不過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想把他的學術著作粗略地分為六大類：
(1)早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2)整理國故和《國學研究》;
(3)以《說儒》為中心的《胡適論學近著》;
(4)關於神會和尚的研究;
(5)關於《水經注》的研究;
(6)為許多舊的長篇小說寫序、作考證，一直到新紅學、《白話文學史》和《哲學史》等。
這六大類約摸可以概括他的學術研究範圍。
我對以上六大類都不一一作細緻的論述和分析。我只根據我在上面劃分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階段時提出來的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來籠統地加以概括。第一類中的三篇文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們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據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語言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吾”、“我”、“爾”、“汝”這幾個人稱代詞。漢字是沒有曲折變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樣。在西方語言中，人稱代詞有四格——主格、賓格、所有格和受事格——從字形上來看，涇渭分明。而漢字則不然，格變只能表現在字變上。這一點很容易為不通西語者所疏忽。胡適至少通英語，對此他特別敏感，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胡適自己說：
我那時對歸納法已經發生了興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經知道了“歸納法”這個詞彙了。同時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作比較研究的知識而受其實惠。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認識。
談到國學研究，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我往往聽到有人懷疑：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麼會一變而整理起國故來?這是不了解全面情況的結果。胡適說：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1)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2)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3)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4)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原來胡適是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幾點總結。在成就方面，他認為有三項：第一項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第二項是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第三項是考古——發現古物。同時，他也指出了三大嚴重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研究範圍太狹窄;第二個缺點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個缺點是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他針對這三大缺點，提出了復興和提倡國學研究的三點意見：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儘量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第三，“專史式”的整理——諸如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等。
以上就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意見和貢獻。
至於《胡適論學近著》中《說儒》那一篇長達數萬言的論文，確是他的力作。他認為，“儒”字的原義是柔、弱、懦、軟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屬於被周滅掉的殷遺民的傳教士。由於他們是亡國之民，他們不得不採取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
唐德剛先生對《說儒》這篇文章給予了至高無上的評價。他說：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
他又說：
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巔峰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再也沒有第二個“30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我個人認為，唐先生對《說儒》的評價和對30年代學術的估價，是頗值得商榷的。《說儒》意思雖新穎，但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駁。所謂“30年代”的學術成就，不知何所指。當時日寇壓境。舉國同憤，也不能說“干擾不大”。
關於適之先生對神會和尚的研究和《水經注》的研究，他的確用力很勤，可以說是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國禪宗史，後者的用意在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績都應該說是在《說儒》之上。
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2)
為舊小說寫序，作考證，在這方面胡適的貢獻是很大的，而影響也很大。在舊時代，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於胡適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小說公然登上了文學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貴的文學品種平起平坐。他對《紅樓夢》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是合情合理的。至於與此有聯繫的《白話文學史》，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因為白話同淺顯的文言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反不如用模糊理論來解釋——可惜當時這個理論還沒有產生。胡適有時牽強附會，甚至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晚年雖立下宏願大誓，要把它寫完，可惜他過早地逝去，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傑作”。適之先生在學術問題上有時候偏激得離奇，比如對中國的駢文，他說“有欠文明”。他認為“四六”體起標點符號的作用，他把中國中古期文章體裁說成“鄙野”或“夷化”，因為它同古代老子和孔子所用的體裁完全不同，同後來唐宋八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別。他拿歐洲“修道士的拉丁”和印度的“沙門梵文”來相比。前者我不懂，後者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認為這是一位極其謹嚴的學者的極其可怪的偏見。這一點，唐德剛先生也是完全不同意的。
作為思想家的胡適
胡適不喜歡“哲學史”這個詞兒，而鍾愛“思想史”這個詞兒。因此，我不稱他為“哲學家”，而稱他為“思想家”。
不管是哲學，還是思想，他都沒有獨立的體系，而且好像也從來沒有想創立什麼獨立的體系，嚴格地講，他不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我給他杜撰了一個名詞：行動思想家，或思想行動家。他畢生都在行動，是有思想基礎的行動。大名垂宇宙的“五四”運動，在中國學術史上，中國文學史上，甚至中國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執大旗作領袖的人物，不能不說是胡適，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礎上行動的結果。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是難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