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這一點，中國不少學者是感覺到了的。我只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全出於《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一集。
梁漱溟先生說：
中國人把文化的重點放在人倫關係上，解決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頁。
馮友蘭先生說：
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講的是“天學”;佛教講的大部分是人死後的事，如地獄、輪迴等，這是“鬼學”，講的是鬼;中國的文化講的是“人學”，注重的是人《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頁。。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5)
龐朴先生說：
假如說希臘人注意人與物的關係，中東地區則注意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是注意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的文化的特點是更多地考慮社會問題，非常重視現實的人生《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頁。。
這些意見都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孔子就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證明。他自己還說過：“未知生，焉知死。”
國外一些眼光敏銳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比如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愛克曼談“中國的傳奇”時，他說：
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中略)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頁。。
連在審美心理方面，中國人、中國思想、中國文化都有其特點。
日本學者岩山三郎說：
西方人看重美，中國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歡玫瑰，因為它看起來美，中國人喜歡蘭竹，並不是因為它們看起來美，而是因為它們有品。它們是人格的象徵，是某種精神的表現。這種看重品的美學思想，是中國精神價值的表現，這樣的精神價值是高貴的。
我在上面的論述，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國文化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既然同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在這裡想強調的卻是它的特性。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性最明顯地表現在或者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上，這就是它的倫理色彩，它所張揚的三綱六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精神。
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
寅恪先生雖然強調中國本位文化，但是他非但不是文化排外主義者，而且是承認中國吸收外來文化這件歷史事實的，並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討發展的工作，論證了吸收外來文化的必要性。他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頁。。
這一段話里包含著十分深刻的思想。對外來文化，盲目輸入，機械吸收，必然會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只有使吸收外來文化與保存本土文化相輔相成，把外來文化加以“變易”，它才能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而立定腳跟。
吸收的過程十分曲折又複雜。兩種文化要經過互相撞擊、互相較量、互相適應、互相融會等等階段，最後才能談到吸收。在這個很長的過程中，外來文化必須撞掉與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的那一部分，然後才能被接納。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提供了大量的這樣的例子，生動而又具體。正是寅恪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寫過大量的論文，有興趣者可以自己去讀他的原作，我在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
但是，我仍然想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是關於“道”字的譯法問題。唐代初年，印度方面想得到老子《道德經》的梵文譯本，唐太宗把翻譯的任務交給了玄奘。玄奘把至關重要的“道”字譯為梵文mrga(末伽)。但是那一群同玄奘共同工作的道士卻大加反對，認為應該用佛教術語“菩提”來譯。這個例子頗為有趣。中國和尚主張直譯道家哲學中最重要的術語“道”字，而中國道士反而偏要用佛教術語。在這之前，晉代的慧遠《大乘義章》中已經談到這個問題：
釋言：外國說“道”名多，亦名“菩提”，亦曰“末伽”。如四諦中，所有道諦，名“末伽”矣。此方名少，是故翻之，悉名為道。與彼外國“涅”、“毘尼”悉名“滅”，其義相似。
談到這裡，寅恪先生說道：
蓋佛教初入中國，名詞翻譯，不得不依託較為近似之老莊，以期易解。後知其意義不切當，而教義學說，亦漸普及，乃專用對音之“菩提”，而舍置義譯之“道”《大乘義章書後》，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頁。。
第二個例子是《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裡面有所謂七種咒誓惡報，但僅載六種。經寅恪先生仔細研究，第七種實為母女共嫁一夫，而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真相暴露後，羞愧出家。寅恪先生說道：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6)
蓋佛藏中學說之類是者，縱為篤信之教徒，以經神州傳統道德所薰習之故，亦復不能奉受。特以其為聖典之文，不敢昌言詆斥。唯有隱秘閉藏，禁絕其流布而已。《蓮花色尼出家因緣》中聚惡報不載於敦煌寫本者，即由於此《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頁。。
例子就舉這兩個。
第二個例子實際上又牽涉到我在上面談過的文化分為知和行兩部分的問題。我在這裡想引申一下，談一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印度文化的這兩部分到了中國以後所處的地位。我們從印度吸收了不少的東西(當然中國文化也傳入了印度，因為同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無關，暫且置而不論)。仔細分析一下，印度文化知與行的部分，在中國有不同遭遇。知的部分，即認識宇宙、人生和社會的理論部分，我們是儘量地吸收，稍加改易，促成了新儒學的產生。中國道家也從佛教理論中吸收了不少東西。但是，在行的方面，我們則儘量改易;在中國的印度和中國佛教徒也竭力改變或掩蓋那些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違反的東西，比如佛教本來是宣傳無父無君的，這一點同中國文化正相衝突，不加以改變，則佛教就將難以存在下去。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但是重點與此處不同。那裡講的是中國深義文化的倫理道德色彩，這裡講的是對印度文化知與行兩部分區別對待問題。
梁漱溟先生說：
中國人把文化的重點放在人倫關係上，解決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頁。
馮友蘭先生說：
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講的是“天學”;佛教講的大部分是人死後的事，如地獄、輪迴等，這是“鬼學”，講的是鬼;中國的文化講的是“人學”，注重的是人《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頁。。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5)
龐朴先生說：
假如說希臘人注意人與物的關係，中東地區則注意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是注意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的文化的特點是更多地考慮社會問題，非常重視現實的人生《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頁。。
這些意見都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孔子就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證明。他自己還說過：“未知生，焉知死。”
國外一些眼光敏銳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比如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愛克曼談“中國的傳奇”時，他說：
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中略)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頁。。
連在審美心理方面，中國人、中國思想、中國文化都有其特點。
日本學者岩山三郎說：
西方人看重美，中國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歡玫瑰，因為它看起來美，中國人喜歡蘭竹，並不是因為它們看起來美，而是因為它們有品。它們是人格的象徵，是某種精神的表現。這種看重品的美學思想，是中國精神價值的表現，這樣的精神價值是高貴的。
我在上面的論述，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國文化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既然同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在這裡想強調的卻是它的特性。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性最明顯地表現在或者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上，這就是它的倫理色彩，它所張揚的三綱六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精神。
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
寅恪先生雖然強調中國本位文化，但是他非但不是文化排外主義者，而且是承認中國吸收外來文化這件歷史事實的，並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討發展的工作，論證了吸收外來文化的必要性。他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金明館叢稿二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頁。。
這一段話里包含著十分深刻的思想。對外來文化，盲目輸入，機械吸收，必然會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只有使吸收外來文化與保存本土文化相輔相成，把外來文化加以“變易”，它才能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而立定腳跟。
吸收的過程十分曲折又複雜。兩種文化要經過互相撞擊、互相較量、互相適應、互相融會等等階段，最後才能談到吸收。在這個很長的過程中，外來文化必須撞掉與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的那一部分，然後才能被接納。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提供了大量的這樣的例子，生動而又具體。正是寅恪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寫過大量的論文，有興趣者可以自己去讀他的原作，我在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
但是，我仍然想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是關於“道”字的譯法問題。唐代初年，印度方面想得到老子《道德經》的梵文譯本，唐太宗把翻譯的任務交給了玄奘。玄奘把至關重要的“道”字譯為梵文mrga(末伽)。但是那一群同玄奘共同工作的道士卻大加反對，認為應該用佛教術語“菩提”來譯。這個例子頗為有趣。中國和尚主張直譯道家哲學中最重要的術語“道”字，而中國道士反而偏要用佛教術語。在這之前，晉代的慧遠《大乘義章》中已經談到這個問題：
釋言：外國說“道”名多，亦名“菩提”，亦曰“末伽”。如四諦中，所有道諦，名“末伽”矣。此方名少，是故翻之，悉名為道。與彼外國“涅”、“毘尼”悉名“滅”，其義相似。
談到這裡，寅恪先生說道：
蓋佛教初入中國，名詞翻譯，不得不依託較為近似之老莊，以期易解。後知其意義不切當，而教義學說，亦漸普及，乃專用對音之“菩提”，而舍置義譯之“道”《大乘義章書後》，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頁。。
第二個例子是《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裡面有所謂七種咒誓惡報，但僅載六種。經寅恪先生仔細研究，第七種實為母女共嫁一夫，而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真相暴露後，羞愧出家。寅恪先生說道：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6)
蓋佛藏中學說之類是者，縱為篤信之教徒，以經神州傳統道德所薰習之故，亦復不能奉受。特以其為聖典之文，不敢昌言詆斥。唯有隱秘閉藏，禁絕其流布而已。《蓮花色尼出家因緣》中聚惡報不載於敦煌寫本者，即由於此《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頁。。
例子就舉這兩個。
第二個例子實際上又牽涉到我在上面談過的文化分為知和行兩部分的問題。我在這裡想引申一下，談一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印度文化的這兩部分到了中國以後所處的地位。我們從印度吸收了不少的東西(當然中國文化也傳入了印度，因為同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無關，暫且置而不論)。仔細分析一下，印度文化知與行的部分，在中國有不同遭遇。知的部分，即認識宇宙、人生和社會的理論部分，我們是儘量地吸收，稍加改易，促成了新儒學的產生。中國道家也從佛教理論中吸收了不少東西。但是，在行的方面，我們則儘量改易;在中國的印度和中國佛教徒也竭力改變或掩蓋那些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違反的東西，比如佛教本來是宣傳無父無君的，這一點同中國文化正相衝突，不加以改變，則佛教就將難以存在下去。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但是重點與此處不同。那裡講的是中國深義文化的倫理道德色彩，這裡講的是對印度文化知與行兩部分區別對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