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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氣節
我在上面講了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的特點，以及由這個特點所決定的吸收印度文化的態度。現在我想談一談與此基本相同而又稍有區別的一個問題：文化與氣節。
氣節也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但是在世界各國倫理道德的學說和實踐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強調氣節。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講氣節的地方不勝枚舉。《孟子·滕文公下》也許是最具有典型意義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樣的“大丈夫”是歷代中國人民的理想人物，受到廣泛的崇拜。
中國歷來評騭人物，總是道德文章並提。道德中就包含著氣節，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中國歷史上有一些大學者、大書法家、大畫家等等，在學問和藝術造詣方面無疑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只因在氣節方面有虧，連他們的學問和藝術都不值錢了，宋朝的蔡京和趙孟蓇，明朝的董其昌和阮大鋮等等是典型的例子。在外國，評騭人物，氣節幾乎一點作用都不起，審美觀念中西也有差別，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講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樣的倫理道德境界，西方人是難以理解的。
寅恪先生是非常重視氣節的，他給予氣節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涵義。對於王靜安先生之死，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寫到這裡，已經牽涉到愛國主義問題。
愛 國 主 義
愛國主義在中國有極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古代所謂“士”，一向有極強的參政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意識的具體表現。從孔子、孟子、墨子等等先秦諸子，無不以治天下為己任。儘管他們的學說五花八門，但是他們的政治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連道家也不例外，否則也寫不出《道德經》和《南華經》。他們也是想以自己的學說來化天下的。
仔細分析起來，愛國主義可以分為兩種：狹義的與廣義的。對敵國的愛國主義是狹義的，而在國內的愛國主義則是廣義的。前者很容易解釋，也是為一般人所承認的，後者則還需要說一下。中國歷代都有所謂忠臣，在國與國或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出現的忠臣，往往屬於前者。但也有一些忠臣與國際間的敵我矛盾無關。杜甫的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確實與敵國無關，但你能不承認杜甫是愛國的嗎?在中國古代，忠君與愛國是無法嚴格區分的。君就是國家的代表，國家的象徵，忠君就是愛國。當然，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一些阿諛奉承的大臣。但是這些人從來也不被認為是忠君的。在中國倫理道德色彩極濃的文化氛圍中，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大臣們希望國家富強康樂，必須通過君主，此外沒有第二條路。有些想“取而代之”的人，當然不會這樣做。但那是另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與我現在要談的事情無關。真正的忠君，正如寅恪先生指出來的那樣，“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這是我所謂的廣義的愛國主義。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7)
至於狹義的愛國主義，在中國也很容易產生。中國歷代都有外敵。特別是在北方，幾乎是從有歷史以來，就有異族窺伺中原，不時武裝入侵，想飲馬黃河長江。在這樣的情況下，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者，代有其人。這就是我所謂的狹義的愛國主義。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分辨清楚。在歷史上曾經同漢族敵對過的一些少數民族，今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有人就主張，當年被推崇為愛國者的一些人，今天不應該再強調這一點，否則就會影響民族團結。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當年表面上是民族之間的敵對行為，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不是國內民族間的矛盾。這是歷史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怎麼能把今天的民族政策硬套在古代的敵國之間的矛盾上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全國人民千百年所異常崇敬的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等等，豈不都成了破壞團結的罪人了嗎?中國歷史上還能有什麼愛國者呢?這種說法之有害、之不正確，是顯而易見的。
陳寅恪先生一家三代的愛國主義
現在我想專門談寅恪先生一家三代人的愛國主義。我認為，他們的愛國主義既包括狹義的,也包括廣義的。下面分別談一談。
我想從寅恪先生的祖父陳寶箴談起。他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一生只是一名恩科舉人，並沒有求得很高的功名。他一生從政，辦團練，游幕府，受到了曾國藩的提拔，最後做到了湖南巡撫。他生在清代末葉，當時吏治不修，國家多事，貪污腐化，賄賂公行，外有敵寇，內有民變，真正是多事之秋。也許正是這樣的環境，才決定了他的愛國之心。1860年，他在北京參加會試，正值英法聯軍入寇京師，咸豐北狩，惡寇焚毀圓明園時，他正在酒樓上飲酒，目睹西面火光沖天，悲憤填膺，伏案痛哭。1894年，甲午對日抗戰失敗，中國又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寶箴曾痛哭道：“無以為國矣。”此時清王朝如風中殘燭，成為外寇任意欺凌的對象。他這種愛國真情，是屬於狹義的愛國主義的。參閱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
1895年8月，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這時正是新政風雲瀰漫全國的時候。他認為新政是富國強兵的有效措施，於是在湖南奮力推行，振興實業，開闢航運，引進機器製造，另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等，開展教育文化事業。他引江標、黃遵憲、梁啓超等了解外情的開明之士，共同努力。他的兒子陳三立(散原)也以變法開風氣為己任，湖南風氣一時為之大變。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寶箴受到嚴懲，革職永不敘用。為了拳拳愛國之心，竟遭到這樣的下場。但是他卻青史留名，永遠受到人民的崇敬。在這裡，他的愛國主義是廣義的。
總之，陳寶箴先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陳三立繼承了父親的熱愛祖國的精神。早年曾佐父在湖南推行新政，以拯救國家危亡。戊戌政變以後，他也受到革職處分。此後，他歷經所謂推行新政，所謂勤王，袁世凱搞的所謂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洪憲醜劇，軍閥混戰，一直到國民黨統治，日寇入侵，終其一生，沒有再從政。但是，他卻絕非出世，絕非退隱，他一刻也沒有忘懷中國人民的疾苦。到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正在北京，憂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屆耄耋之年，拒不進食，拒不服藥，終於以身殉國。
散原老人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至於寅恪先生，他上承父祖愛國主義之傳統，一生經歷較前輩更多坎坷，更為複雜。但是他曾歷游各國，眼光因而更為遠大，胸襟因而更為廣闊，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涵義也就更為深刻。
我在上面講了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的特點，以及由這個特點所決定的吸收印度文化的態度。現在我想談一談與此基本相同而又稍有區別的一個問題：文化與氣節。
氣節也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但是在世界各國倫理道德的學說和實踐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強調氣節。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講氣節的地方不勝枚舉。《孟子·滕文公下》也許是最具有典型意義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樣的“大丈夫”是歷代中國人民的理想人物，受到廣泛的崇拜。
中國歷來評騭人物，總是道德文章並提。道德中就包含著氣節，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中國歷史上有一些大學者、大書法家、大畫家等等，在學問和藝術造詣方面無疑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只因在氣節方面有虧，連他們的學問和藝術都不值錢了，宋朝的蔡京和趙孟蓇，明朝的董其昌和阮大鋮等等是典型的例子。在外國，評騭人物，氣節幾乎一點作用都不起，審美觀念中西也有差別，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講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樣的倫理道德境界，西方人是難以理解的。
寅恪先生是非常重視氣節的，他給予氣節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涵義。對於王靜安先生之死，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寫到這裡，已經牽涉到愛國主義問題。
愛 國 主 義
愛國主義在中國有極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古代所謂“士”，一向有極強的參政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意識的具體表現。從孔子、孟子、墨子等等先秦諸子，無不以治天下為己任。儘管他們的學說五花八門，但是他們的政治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連道家也不例外，否則也寫不出《道德經》和《南華經》。他們也是想以自己的學說來化天下的。
仔細分析起來，愛國主義可以分為兩種：狹義的與廣義的。對敵國的愛國主義是狹義的，而在國內的愛國主義則是廣義的。前者很容易解釋，也是為一般人所承認的，後者則還需要說一下。中國歷代都有所謂忠臣，在國與國或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出現的忠臣，往往屬於前者。但也有一些忠臣與國際間的敵我矛盾無關。杜甫的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確實與敵國無關，但你能不承認杜甫是愛國的嗎?在中國古代，忠君與愛國是無法嚴格區分的。君就是國家的代表，國家的象徵，忠君就是愛國。當然，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一些阿諛奉承的大臣。但是這些人從來也不被認為是忠君的。在中國倫理道德色彩極濃的文化氛圍中，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大臣們希望國家富強康樂，必須通過君主，此外沒有第二條路。有些想“取而代之”的人，當然不會這樣做。但那是另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與我現在要談的事情無關。真正的忠君，正如寅恪先生指出來的那樣，“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這是我所謂的廣義的愛國主義。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7)
至於狹義的愛國主義，在中國也很容易產生。中國歷代都有外敵。特別是在北方，幾乎是從有歷史以來，就有異族窺伺中原，不時武裝入侵，想飲馬黃河長江。在這樣的情況下，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者，代有其人。這就是我所謂的狹義的愛國主義。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分辨清楚。在歷史上曾經同漢族敵對過的一些少數民族，今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有人就主張，當年被推崇為愛國者的一些人，今天不應該再強調這一點，否則就會影響民族團結。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當年表面上是民族之間的敵對行為，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不是國內民族間的矛盾。這是歷史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怎麼能把今天的民族政策硬套在古代的敵國之間的矛盾上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全國人民千百年所異常崇敬的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等等，豈不都成了破壞團結的罪人了嗎?中國歷史上還能有什麼愛國者呢?這種說法之有害、之不正確，是顯而易見的。
陳寅恪先生一家三代的愛國主義
現在我想專門談寅恪先生一家三代人的愛國主義。我認為，他們的愛國主義既包括狹義的,也包括廣義的。下面分別談一談。
我想從寅恪先生的祖父陳寶箴談起。他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一生只是一名恩科舉人，並沒有求得很高的功名。他一生從政，辦團練，游幕府，受到了曾國藩的提拔，最後做到了湖南巡撫。他生在清代末葉，當時吏治不修，國家多事，貪污腐化，賄賂公行，外有敵寇，內有民變，真正是多事之秋。也許正是這樣的環境，才決定了他的愛國之心。1860年，他在北京參加會試，正值英法聯軍入寇京師，咸豐北狩，惡寇焚毀圓明園時，他正在酒樓上飲酒，目睹西面火光沖天，悲憤填膺，伏案痛哭。1894年，甲午對日抗戰失敗，中國又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寶箴曾痛哭道：“無以為國矣。”此時清王朝如風中殘燭，成為外寇任意欺凌的對象。他這種愛國真情，是屬於狹義的愛國主義的。參閱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
1895年8月，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這時正是新政風雲瀰漫全國的時候。他認為新政是富國強兵的有效措施，於是在湖南奮力推行，振興實業，開闢航運，引進機器製造，另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等，開展教育文化事業。他引江標、黃遵憲、梁啓超等了解外情的開明之士，共同努力。他的兒子陳三立(散原)也以變法開風氣為己任，湖南風氣一時為之大變。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寶箴受到嚴懲，革職永不敘用。為了拳拳愛國之心，竟遭到這樣的下場。但是他卻青史留名，永遠受到人民的崇敬。在這裡，他的愛國主義是廣義的。
總之，陳寶箴先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陳三立繼承了父親的熱愛祖國的精神。早年曾佐父在湖南推行新政，以拯救國家危亡。戊戌政變以後，他也受到革職處分。此後，他歷經所謂推行新政，所謂勤王，袁世凱搞的所謂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洪憲醜劇，軍閥混戰，一直到國民黨統治，日寇入侵，終其一生，沒有再從政。但是，他卻絕非出世，絕非退隱，他一刻也沒有忘懷中國人民的疾苦。到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正在北京，憂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屆耄耋之年，拒不進食，拒不服藥，終於以身殉國。
散原老人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至於寅恪先生，他上承父祖愛國主義之傳統，一生經歷較前輩更多坎坷，更為複雜。但是他曾歷游各國，眼光因而更為遠大，胸襟因而更為廣闊，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涵義也就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