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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十分重視自己的治學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黃萱女士幫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對她說：“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學方法你最理解。”黃女士自謙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嘆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們今天似乎還能推知一二。可惜我們已經回天無力，無法向他學習治學方法了。現在我來談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實在有點不自量力，誠惶誠恐。但又覺得不談不行。因此，我談的只能算是限於個人水平的一點學習心得。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2)
什麼是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據之學。
這是學術界的公言，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汪榮祖先生在《史家陳寅恪傳》中再三強調這一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是陳先生的考據之學又決不同於我們經常談的考據之學，它有它的特點，這一方面出於治學環境，一方面又出於個人稟賦。寅恪先生有家學淵源，幼承庭訓，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對中國學術流變，瞭若指掌。又長期留學歐美日本，對歐美學術，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賦聰明，有非凡的記憶力;觀察事物，細緻入微。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在他的考據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具體地說就是，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乾嘉考據學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別是德國考據學的新方法。融匯中西，一以貫之。據我個人的體會，寅恪先生考據之學的獨特風格，即在於此。
中國的考據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繫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在學者之間，雖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體上是一致的。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上也是這樣。詳細論述，請參閱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什麼叫考據(或證)學呢?梁啓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
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錢穆在“學術史”第四章講顧亭林時，對考證學作了細緻的分析：
故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經，即以治經工夫為明道，誠可謂亭林宗傳。抑亭林此書，不僅為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為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中略)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為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
在後面，錢穆又引了方東樹《漢學商兌序》的話，把清儒治考證者分為三派，都可以說是深中肯綮的。事實上，清代考證學總是不斷有所發展的。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中有小異。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了。
總的來看，寅恪先生繼承了這個考證學的傳統。但是，他又發展了或者超越了這個傳統。何以說是“超越”呢?我個人認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他強調在史實中求史識;一個是他大大地擴大了傳統的“小學”的範圍。
所謂“史識”，是不是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但又不全是。探索規律性的東西，所有的考據學亦都能做到，做不到這一步，考據也就失去了意義。乾嘉諸老都能做到。可惜他們就到此為止。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這一點上，乾嘉諸老與明末清初考證學的開創者稍有不同。根據錢穆的敘述，顧炎武主張“明道”、“救世”，他當然也在考證中尋求規律;但是“明道”、“救世”卻超出了規律。這同所謂“義理”有類似之處，義理不能等同於規律。這種明道、救世的理想，到了乾嘉時代，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已經消失。學者們囿於所習，只在故紙堆中尋求規律，把義理忘記了。寅恪先生卻不然。他的專著和文章，不管多長多短，都展現了他那種嚴密考證的才能，其中都有規律性的結論。但是他卻決不到此為止，決不為考證而考證，他那種悲天憫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於字裡行間。稍微細心的讀者都能覺察。在這一點上，他同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頗有“靈犀一點通”之處。他之所以推崇宋學，原因大概也就在這裡吧。
講到小學，也就是語言文字學，從顧炎武到乾嘉諸老，無不十分重視。顧亭林的話有代表意義：“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但是，他們的小學，實際上只限於漢語。這當然有極大的局限性。到了寅恪先生手中，小學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古代外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無不供他驅使。這樣一來，眼界和研究方法都大大地擴大，其所得到的結論當然也就今非昔比了。乾嘉諸老自不能望其項背矣。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3)
德國的考據學
德國學術發展史，不同於中國。他們治學的方法不可能叫做考據學。但是，德國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點，這就是所謂的“徹底性”(Gründlichkeit)，也就是一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頭。這種勁頭與中國的考據學有相通之處。19世紀，比較語言學在德國取得了其他國家都趕不上的輝煌成就，與這種民族性有密切聯繫。19世紀至20世紀的梵文研究，也表現了這種精神。
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üders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他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結果他把中國考據學和德國考據學嚴密地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再濟之以德國的徹底性，著為文章。在考證方面，別人在探索時能深入二三層，就已經覺得不錯了，再進就成了強弩之末，力不從心了。而寅恪先生則往往能再深入幾層，一直弄個水落石出，其結論當然深刻多了。
但是，他學習德國考據學，並非奴隸式地模仿。在加注方面，他不學習德國學者半頁加注做法。他的辦法毋寧說是更接近中國傳統做法，腳註極少。有的地方，他又超越了德國考據學。德國學者往往只求規律，不講義理。而寅恪先生則是正如我上面所說的，規律與義理並重。這一點，只要讀一讀兩方面的文章，立刻就能感覺到。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2)
什麼是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據之學。
這是學術界的公言，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汪榮祖先生在《史家陳寅恪傳》中再三強調這一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是陳先生的考據之學又決不同於我們經常談的考據之學，它有它的特點，這一方面出於治學環境，一方面又出於個人稟賦。寅恪先生有家學淵源，幼承庭訓，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對中國學術流變，瞭若指掌。又長期留學歐美日本，對歐美學術，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賦聰明，有非凡的記憶力;觀察事物，細緻入微。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在他的考據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具體地說就是，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乾嘉考據學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別是德國考據學的新方法。融匯中西，一以貫之。據我個人的體會，寅恪先生考據之學的獨特風格，即在於此。
中國的考據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繫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在學者之間，雖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體上是一致的。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上也是這樣。詳細論述，請參閱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什麼叫考據(或證)學呢?梁啓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
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錢穆在“學術史”第四章講顧亭林時，對考證學作了細緻的分析：
故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經，即以治經工夫為明道，誠可謂亭林宗傳。抑亭林此書，不僅為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為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中略)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為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
在後面，錢穆又引了方東樹《漢學商兌序》的話，把清儒治考證者分為三派，都可以說是深中肯綮的。事實上，清代考證學總是不斷有所發展的。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中有小異。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了。
總的來看，寅恪先生繼承了這個考證學的傳統。但是，他又發展了或者超越了這個傳統。何以說是“超越”呢?我個人認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他強調在史實中求史識;一個是他大大地擴大了傳統的“小學”的範圍。
所謂“史識”，是不是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但又不全是。探索規律性的東西，所有的考據學亦都能做到，做不到這一步，考據也就失去了意義。乾嘉諸老都能做到。可惜他們就到此為止。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這一點上，乾嘉諸老與明末清初考證學的開創者稍有不同。根據錢穆的敘述，顧炎武主張“明道”、“救世”，他當然也在考證中尋求規律;但是“明道”、“救世”卻超出了規律。這同所謂“義理”有類似之處，義理不能等同於規律。這種明道、救世的理想，到了乾嘉時代，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已經消失。學者們囿於所習，只在故紙堆中尋求規律，把義理忘記了。寅恪先生卻不然。他的專著和文章，不管多長多短，都展現了他那種嚴密考證的才能，其中都有規律性的結論。但是他卻決不到此為止，決不為考證而考證，他那種悲天憫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於字裡行間。稍微細心的讀者都能覺察。在這一點上，他同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頗有“靈犀一點通”之處。他之所以推崇宋學，原因大概也就在這裡吧。
講到小學，也就是語言文字學，從顧炎武到乾嘉諸老，無不十分重視。顧亭林的話有代表意義：“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但是，他們的小學，實際上只限於漢語。這當然有極大的局限性。到了寅恪先生手中，小學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古代外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無不供他驅使。這樣一來，眼界和研究方法都大大地擴大，其所得到的結論當然也就今非昔比了。乾嘉諸老自不能望其項背矣。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3)
德國的考據學
德國學術發展史，不同於中國。他們治學的方法不可能叫做考據學。但是，德國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點，這就是所謂的“徹底性”(Gründlichkeit)，也就是一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頭。這種勁頭與中國的考據學有相通之處。19世紀，比較語言學在德國取得了其他國家都趕不上的輝煌成就，與這種民族性有密切聯繫。19世紀至20世紀的梵文研究，也表現了這種精神。
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üders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他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結果他把中國考據學和德國考據學嚴密地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再濟之以德國的徹底性，著為文章。在考證方面，別人在探索時能深入二三層，就已經覺得不錯了，再進就成了強弩之末，力不從心了。而寅恪先生則往往能再深入幾層，一直弄個水落石出，其結論當然深刻多了。
但是，他學習德國考據學，並非奴隸式地模仿。在加注方面，他不學習德國學者半頁加注做法。他的辦法毋寧說是更接近中國傳統做法，腳註極少。有的地方，他又超越了德國考據學。德國學者往往只求規律，不講義理。而寅恪先生則是正如我上面所說的，規律與義理並重。這一點，只要讀一讀兩方面的文章，立刻就能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