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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論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寫下去的。我想，應當在分析限定動詞變化之前寫上一篇有分量的長的緒論，說明“混合梵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大事》的一些情況。我覺得，只有這樣，論文才顯得有氣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做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做卡片同時並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自己確實是費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文章分析源流，標列條目，洋洋灑灑，頗有神來之筆，值得滿意的。我相信，這一舉動一定會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說不定還要把自己夸上一番。當時歐戰方殷，教授從軍回來短期休假。我就懷著這樣的美夢，把緒論送給了他。美夢照舊做了下去。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並沒有說話。我心裡咯噔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後面畫上了一個後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這真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掉了。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捧，茫然、懵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複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我無法反駁。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鬥爭，心潮滾滾，沖得我頭暈眼花。過了好一陣子，我的腦筋才清醒過來，仿佛做了黃粱一夢。我由衷地承認，教授的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體會到：寫論文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治學經驗之談(2)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我現在也早就有了學生了，我也把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那裡接來的衣缽傳給了他們。
1987年
季羨林談讀書治學 第三部分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
站在學術新潮流的前面
各國學術發展史都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學術同宇宙間萬事萬物一樣，都不能一成不變，而是要隨時變動的。變動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最重要的不外兩項，一是新材料的發現，一是新觀點、新方法的萌生。梁啓超論晚清時代中國學術發展時說：
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瞻。(《清代學術概論》)
這裡講了晚清時代一些新學問的開端，但是沒有著重講新材料的發現。王國維補充了梁啓超的話。他說：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學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唯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跡，至今遂成為中國文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4期附錄1：《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
靜安先生對新材料之發見能推動新學問之誕生，從中國學術史上加以闡述，令人信服。他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墟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王靜安先生的總結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確的。
寅恪先生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
他借用了佛教現成的術語，生動地、形象地提出了“預流”問題。我個人認為，不能再有比這更恰當的表述方法了。根據這個標準，歷代許多大學者都有一個預流的問題。不預流，就無法逃脫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窘境，學術就會陳陳相因，毫無生氣，也絕不可能進步。征之中外學術史，莫不皆然。王靜安先生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許多著名的學者，也都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學術之所以彪炳輝煌，遠邁前古，其根源就在這裡。
而在眾多的獲得預流果的學者中，寅恪先生毫無疑問是獨領風騷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絕人寰，關鍵就在這裡。王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新發見，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獵。但是，人們都知道，他做學問最為慎重。他深知博與約的辯證關係。他決不炫學賣弄，譁眾取寵。研究任何問題，都有竭澤而漁的氣概，必須儘可能地掌握全部資料，才從中抽繹出理論性的結論來。他之所以自稱為“不古不今之學”，正是他這種精神的表現。他自謙不通的學問，按之實際，也比一些誇誇其談者高明不知多少倍。從他一生治學的道路來看，他是由博返約的。中晚年以後，治學比較集中。他非常尊重靜安先生，“風義平生師友間”的詩句可以為證。但是他對王先生的經常改換題目，也還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中，根據由博返約的精神，最後集中在敦煌寫經和外族文字上;在歷史研究方面，最後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際的社會史上。生平學術創穫也多在這幾個方面。
總之，寅恪先生是預流的楷模。連中印文化關係史方面許多創穫，也與此有關。他永不滿足於已有的結論，在他一生學術追求中，他總是站在“流”的前面。
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
對一個學者來說，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我不認為，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君不見，在“學者”中，東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裝懂者有之，道聽途說者有之，沽名釣譽者有之，譁眾取寵者有之，腦袋中空立一論，不惜歪曲事實以求“證實”者更有之。這樣的“學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麼叫治學方法。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治學經驗之談(2)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我現在也早就有了學生了，我也把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那裡接來的衣缽傳給了他們。
1987年
季羨林談讀書治學 第三部分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
站在學術新潮流的前面
各國學術發展史都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學術同宇宙間萬事萬物一樣，都不能一成不變，而是要隨時變動的。變動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最重要的不外兩項，一是新材料的發現，一是新觀點、新方法的萌生。梁啓超論晚清時代中國學術發展時說：
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瞻。(《清代學術概論》)
這裡講了晚清時代一些新學問的開端，但是沒有著重講新材料的發現。王國維補充了梁啓超的話。他說：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學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唯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跡，至今遂成為中國文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4期附錄1：《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
靜安先生對新材料之發見能推動新學問之誕生，從中國學術史上加以闡述，令人信服。他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墟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王靜安先生的總結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確的。
寅恪先生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
他借用了佛教現成的術語，生動地、形象地提出了“預流”問題。我個人認為，不能再有比這更恰當的表述方法了。根據這個標準，歷代許多大學者都有一個預流的問題。不預流，就無法逃脫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窘境，學術就會陳陳相因，毫無生氣，也絕不可能進步。征之中外學術史，莫不皆然。王靜安先生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許多著名的學者，也都是得到了預流果的。中國近代學術之所以彪炳輝煌，遠邁前古，其根源就在這裡。
而在眾多的獲得預流果的學者中，寅恪先生毫無疑問是獨領風騷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絕人寰，關鍵就在這裡。王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新發見，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獵。但是，人們都知道，他做學問最為慎重。他深知博與約的辯證關係。他決不炫學賣弄，譁眾取寵。研究任何問題，都有竭澤而漁的氣概，必須儘可能地掌握全部資料，才從中抽繹出理論性的結論來。他之所以自稱為“不古不今之學”，正是他這種精神的表現。他自謙不通的學問，按之實際，也比一些誇誇其談者高明不知多少倍。從他一生治學的道路來看，他是由博返約的。中晚年以後，治學比較集中。他非常尊重靜安先生，“風義平生師友間”的詩句可以為證。但是他對王先生的經常改換題目，也還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靜安先生列舉的五類中，根據由博返約的精神，最後集中在敦煌寫經和外族文字上;在歷史研究方面，最後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際的社會史上。生平學術創穫也多在這幾個方面。
總之，寅恪先生是預流的楷模。連中印文化關係史方面許多創穫，也與此有關。他永不滿足於已有的結論，在他一生學術追求中，他總是站在“流”的前面。
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
對一個學者來說，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我不認為，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君不見，在“學者”中，東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裝懂者有之，道聽途說者有之，沽名釣譽者有之，譁眾取寵者有之，腦袋中空立一論，不惜歪曲事實以求“證實”者更有之。這樣的“學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麼叫治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