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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麼，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這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頭來談“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學術涵蓋面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這樣的騙局決不會隱瞞很久的，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的。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齒於士林，因而自殺者也是有過的。這種學術騙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於今為烈。我們學壇和文壇上的剽竊大案，時有所聞，我們千萬要引為鑑戒。
這樣明目張胆的大騙當然是決不允許的。還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騙，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戒心。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講演，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成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這種例子也不是稀見的。還有，有人在談話中告訴了他一個觀點，他也據為己有。這都是沒有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
我可以無愧於心地說，上面這些大騙或者小騙，我都從來沒有幹過，以後也永遠不會幹。
我在這裡補充幾點梁啓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的清代正統派的學風的幾個特色：“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同我在上面談的學術道德(梁啓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見清代學者對學術道德之重視程度。
此外，梁啓超上書中還舉了一點特色：“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可以補充在這裡，也可以補充在上一節中。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治學經驗之談(1)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面，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裡面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緻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系：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系是斯拉夫語文系和英國語文系。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做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裡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面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系和斯拉夫語文系的課，另一方面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裡，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裡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裡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麼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麼，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這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頭來談“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學術涵蓋面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這樣的騙局決不會隱瞞很久的，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的。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齒於士林，因而自殺者也是有過的。這種學術騙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於今為烈。我們學壇和文壇上的剽竊大案，時有所聞，我們千萬要引為鑑戒。
這樣明目張胆的大騙當然是決不允許的。還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騙，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戒心。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講演，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成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這種例子也不是稀見的。還有，有人在談話中告訴了他一個觀點，他也據為己有。這都是沒有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
我可以無愧於心地說，上面這些大騙或者小騙，我都從來沒有幹過，以後也永遠不會幹。
我在這裡補充幾點梁啓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的清代正統派的學風的幾個特色：“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同我在上面談的學術道德(梁啓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見清代學者對學術道德之重視程度。
此外，梁啓超上書中還舉了一點特色：“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可以補充在這裡，也可以補充在上一節中。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治學經驗之談(1)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面，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裡面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緻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系：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系是斯拉夫語文系和英國語文系。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做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裡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面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系和斯拉夫語文系的課，另一方面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裡，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裡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奸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裡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麼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