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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宗派流行時間的長短是與它們中國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誰的天國入門券賣得便宜，誰就能贏得群眾，就能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 天國入門券，越賣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門券賣得貴了一點，所以買的人就少。它以後的華嚴宗和禪宗，就便宜得多。華嚴宗宣揚，進入佛國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遙遠的將來，只要在眼前改變一下對現實世界的看法，馬上就可以成佛。禪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簡便便宜的。禪宗流行的時間非凡長，地域非凡廣，難道是偶然的嗎?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裡，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假如這樣說，那只是皮毛之論，要害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布施，爭取廟產。 玄奘和他創立的法相宗，既反對小乘那樣把天國的入門券賣得太貴，也反對大乘空宗那樣連天國都要空掉。他追隨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學說，堅持五種姓的主張，就是說，人們對佛理的接受與實踐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對道生主張的、有《涅槃經》作根據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說法。 玄奘雖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設置下了一些障礙，但是他在印度尋求解決佛性問題的結果卻是：在當世即可成佛。從他自己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玄奘在佛教哲學方面，基本上繼續了印度大乘有宗的傳統，他比較忠實地把這一派學說介紹到中國來，形成了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法相宗。不過，玄奘畢生致力的是翻譯工作，自己寫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論的奠基人應該說是他的弟子窺基。 我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越講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奧得很，實則破綻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虛，強詞奪理。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可能是由於對一般老百姓，假如死鑽牛角，將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了，只需喊上幾聲“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麼東西，就扯給他一張天國入門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大有好處。我看玄奘也沒能逃出這個窠臼。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魯迅在這裡並沒有點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說的“捨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內，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有這樣精神的玄奘的確算得上是“中國的脊樑”。 有的史學家形象地說，在古代印度沒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閃光的柱子，這就是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確定了這個年代，以前以後的幾件大事的年代的確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據，因而才真正能談到歷史。而釋迦牟尼年代的確定，中國載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記》對於確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 統觀《大唐西域記》全書，包括了100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但是不管多麼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當時和今天要想了解這個“國”，除了以上這些方面，還要了解些什麼呢?他能用極其簡潔的語言描繪大量的事實，不但確切，而且生動。所以，我們可以說，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歷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其他外國人的著作是很難同這一部書相比的。 玄奘這個人和他這一部書，對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已經起了而且還將繼續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幾乎是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正如我寫到的：他已經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於《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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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立一個假設：《列子》這部書是徹頭徹尾一部偽書，劉向的《敘錄》、《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於張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個人包辦的。 我們講“文化交流”，其中“交”字是要害。既然說“交”，就不會是向一個方向流，形成了所謂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這才是真正的“交流”。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科技等等流向另一方。另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交流、新科技等等也流向這一方。有時候，流過來的東西，經過這一方的改造、加工、發展、提高，又流了回去。如此循環往復，無休無止，一步比一步提高，從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這種流出去又流回來的現象，我稱之為“倒流”。 佛都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中國人接受了這一個外來的宗教以後，並不是墨守成規、原封不動地把它保留了下來，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發揚光大，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宗派。總起來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組織方面的改變，比起在教義方面的改變與發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義理方面，中國高僧在幾百年上千年的鑽研與學習中，有了很多新的發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說的“佛教的倒流”。 禪宗，雖然名義上是菩提達摩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但是實際上是在中國發展起來的一個佛教宗派，流行的時間最長，最富於中國色彩。永覺禪師拜謁禪宗六祖慧能，二人耍開了機鋒。永覺從中悟得大道(覺)。 六祖連聲高呼：“善哉!善哉!”《證道歌》中的思想大概也不出中國禪宗的這一套東西。這一套東西印度人可能是生疏的，認為是莫測高深的。因而《證道歌》終於在唐玄宗時期(八世紀)傳回了印度，為那裡的人所“親仰”。 關於道家向佛家靠攏，甚至取媚於佛家的說法很多，那都是道家片面地一廂情願地捏造出來的。 我們從這個“道”字可以看出來，中國這個宗教要解決的是現實的問題、今世的問題，不是神話的問題、來世的問題。道家這種精神，同儒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精神。後來道家發展成為道教，也不過是想長生不死、白晝升天而已。 “菩提”(bodhi)這個詞的詞根是√budh，意思是“覺，醒”。Buddha(佛陀，佛)這個詞也源於√budh，加上過去分詞語尾ta，變成了buddha，意思是“覺悟了的人”，“覺者”。√budh的拙象名詞就是bodhi，意思是“覺”，音譯“菩提”。 從宗教意義上來看什麼叫做“覺”呢?根據佛教最原始的理論，所謂“十二因緣”，一個人(或其他生物)總是處在生死流轉中的，只有熟悉了這個根本理論，熟悉了“無明”(avidyā)是十二因緣之首，他就算是“覺”了，算是得道了，成佛了。因此，梵文bodhi這個詞兒所蘊含的意義，與中國的“道”完全不同。它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現世的，不是眼前的，而是來生來世無數生死流轉的。 看過榕樹的人都知道，從樹幹上長出一些樹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後長成一棵樹，又在自己的幹上長出細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環往復，一棵榕樹能長出成百棵榕樹，甚至讓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樹是初原的樹，哪一些樹是派生的樹。只有這樣生長的榕樹，才能在一棵樹下蔭覆五百輛車而有餘。在榕樹這裡，根干與枝葉互為因果，難解難分。用這樣的榕樹來比喻作為根乾的印度佛法與作為枝葉的東夏佛法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難道不是一個非常聰明、含義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嗎? 我們不是也關心中國人同印度人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的區別空間何在的問題嗎?《含光傳·系》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下面的意見：“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樸而好繁。最早的佛經，連篇累牘，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言，同樣的話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複，因此說“言重”。這個意見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就拿巴利文佛典來說吧，同樣的詞句，一字不動，換一個地方又重複一遍，而且重複之中套重複。因此英國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刪去重複之處，加以註明，節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產生在發明文字之前，師徒口耳相傳，為了加強記憶，才採用了重複的辦法，否則實在難在理解。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宗派流行時間的長短是與它們中國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誰的天國入門券賣得便宜，誰就能贏得群眾，就能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 天國入門券，越賣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門券賣得貴了一點，所以買的人就少。它以後的華嚴宗和禪宗，就便宜得多。華嚴宗宣揚，進入佛國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遙遠的將來，只要在眼前改變一下對現實世界的看法，馬上就可以成佛。禪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簡便便宜的。禪宗流行的時間非凡長，地域非凡廣，難道是偶然的嗎?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裡，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假如這樣說，那只是皮毛之論，要害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布施，爭取廟產。 玄奘和他創立的法相宗，既反對小乘那樣把天國的入門券賣得太貴，也反對大乘空宗那樣連天國都要空掉。他追隨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學說，堅持五種姓的主張，就是說，人們對佛理的接受與實踐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對道生主張的、有《涅槃經》作根據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說法。 玄奘雖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設置下了一些障礙，但是他在印度尋求解決佛性問題的結果卻是：在當世即可成佛。從他自己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玄奘在佛教哲學方面，基本上繼續了印度大乘有宗的傳統，他比較忠實地把這一派學說介紹到中國來，形成了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法相宗。不過，玄奘畢生致力的是翻譯工作，自己寫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論的奠基人應該說是他的弟子窺基。 我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越講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奧得很，實則破綻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虛，強詞奪理。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可能是由於對一般老百姓，假如死鑽牛角，將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了，只需喊上幾聲“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麼東西，就扯給他一張天國入門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大有好處。我看玄奘也沒能逃出這個窠臼。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魯迅在這裡並沒有點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說的“捨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內，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有這樣精神的玄奘的確算得上是“中國的脊樑”。 有的史學家形象地說，在古代印度沒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閃光的柱子，這就是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確定了這個年代，以前以後的幾件大事的年代的確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據，因而才真正能談到歷史。而釋迦牟尼年代的確定，中國載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記》對於確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 統觀《大唐西域記》全書，包括了100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但是不管多麼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當時和今天要想了解這個“國”，除了以上這些方面，還要了解些什麼呢?他能用極其簡潔的語言描繪大量的事實，不但確切，而且生動。所以，我們可以說，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歷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其他外國人的著作是很難同這一部書相比的。 玄奘這個人和他這一部書，對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已經起了而且還將繼續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幾乎是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正如我寫到的：他已經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於《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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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立一個假設：《列子》這部書是徹頭徹尾一部偽書，劉向的《敘錄》、《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於張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個人包辦的。 我們講“文化交流”，其中“交”字是要害。既然說“交”，就不會是向一個方向流，形成了所謂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這才是真正的“交流”。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科技等等流向另一方。另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交流、新科技等等也流向這一方。有時候，流過來的東西，經過這一方的改造、加工、發展、提高，又流了回去。如此循環往復，無休無止，一步比一步提高，從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這種流出去又流回來的現象，我稱之為“倒流”。 佛都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中國人接受了這一個外來的宗教以後，並不是墨守成規、原封不動地把它保留了下來，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發揚光大，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宗派。總起來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組織方面的改變，比起在教義方面的改變與發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義理方面，中國高僧在幾百年上千年的鑽研與學習中，有了很多新的發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說的“佛教的倒流”。 禪宗，雖然名義上是菩提達摩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但是實際上是在中國發展起來的一個佛教宗派，流行的時間最長，最富於中國色彩。永覺禪師拜謁禪宗六祖慧能，二人耍開了機鋒。永覺從中悟得大道(覺)。 六祖連聲高呼：“善哉!善哉!”《證道歌》中的思想大概也不出中國禪宗的這一套東西。這一套東西印度人可能是生疏的，認為是莫測高深的。因而《證道歌》終於在唐玄宗時期(八世紀)傳回了印度，為那裡的人所“親仰”。 關於道家向佛家靠攏，甚至取媚於佛家的說法很多，那都是道家片面地一廂情願地捏造出來的。 我們從這個“道”字可以看出來，中國這個宗教要解決的是現實的問題、今世的問題，不是神話的問題、來世的問題。道家這種精神，同儒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精神。後來道家發展成為道教，也不過是想長生不死、白晝升天而已。 “菩提”(bodhi)這個詞的詞根是√budh，意思是“覺，醒”。Buddha(佛陀，佛)這個詞也源於√budh，加上過去分詞語尾ta，變成了buddha，意思是“覺悟了的人”，“覺者”。√budh的拙象名詞就是bodhi，意思是“覺”，音譯“菩提”。 從宗教意義上來看什麼叫做“覺”呢?根據佛教最原始的理論，所謂“十二因緣”，一個人(或其他生物)總是處在生死流轉中的，只有熟悉了這個根本理論，熟悉了“無明”(avidyā)是十二因緣之首，他就算是“覺”了，算是得道了，成佛了。因此，梵文bodhi這個詞兒所蘊含的意義，與中國的“道”完全不同。它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現世的，不是眼前的，而是來生來世無數生死流轉的。 看過榕樹的人都知道，從樹幹上長出一些樹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後長成一棵樹，又在自己的幹上長出細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環往復，一棵榕樹能長出成百棵榕樹，甚至讓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樹是初原的樹，哪一些樹是派生的樹。只有這樣生長的榕樹，才能在一棵樹下蔭覆五百輛車而有餘。在榕樹這裡，根干與枝葉互為因果，難解難分。用這樣的榕樹來比喻作為根乾的印度佛法與作為枝葉的東夏佛法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難道不是一個非常聰明、含義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嗎? 我們不是也關心中國人同印度人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的區別空間何在的問題嗎?《含光傳·系》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下面的意見：“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樸而好繁。最早的佛經，連篇累牘，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言，同樣的話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複，因此說“言重”。這個意見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就拿巴利文佛典來說吧，同樣的詞句，一字不動，換一個地方又重複一遍，而且重複之中套重複。因此英國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刪去重複之處，加以註明，節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產生在發明文字之前，師徒口耳相傳，為了加強記憶，才採用了重複的辦法，否則實在難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