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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膽地說一句：人類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學習，也就是交流的活動。到了後來，一部人類文化史證實了一件事實;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人類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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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假如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 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麼輝煌燦爛，假如故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佛教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 我缺少慧根，畢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卻不能成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對佛教的最基本教義萬有無常卻異常信服。我認為，這真正抓住了宇宙萬有的根本規律，是誰也否定不掉的。 總起來看，小的宗教，比如“會道門”一類，是輕易消滅的。成為燎原之勢的大宗教則幾乎無法消滅。即使消滅，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佛教原產生於印度和尼泊爾，現在在印度它實際上幾乎不存在了。 有的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不是悲觀主義的;但是，像佛教這樣徹底的悲觀，還是絕無僅有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佛教梵語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摻雜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過渡的期間，或者在我稱之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間，許多佛典都是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有的佛典原來是用純粹方言寫成的，隨著“梵文的復興”以及一些別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漸減少，而梵文成分則逐漸增多，於是就形成了所謂“佛教梵語”。 我是嘗試著通過語言現象來探尋一部經典的產生的時代和地區。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是行之有效的辦法，而且是證據確鑿的，別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的眾多方言，即雲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這地域性表現得十分明顯，阿育王在印度許多地方豎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面的銘文明確無誤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價值的參照資料。 原始佛教不答應比丘們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它也沒有規定哪一種語言作為標準語言;它答應比丘們用自己的方言來學習佛所說的話。 據我們現在的推測，佛典形成的過程大概應該是這樣的：佛陀本人不會有什麼著作，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卻不可能沒有一些常說的話，佛典裡面有關十二因緣的那一段經文可能就屬於這一類。當時沒有書籍，學習經典都是師傅口授，弟子口學。最初口授口學的一定就是佛陀經常所說的一些話;因為這些話一聽再聽，一傳再傳，就比較牢固地印在徒弟們的記憶里，時間一長，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隨著時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師傅和徒弟逐漸增添上一些新的東西，到了編纂寫定的時候，已經是一部比較大的書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師都是東部人，說的是東部的話，最初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原始佛典，也就應該是用東部方言寫成的。 一部用東部方言，更具體一點說，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語寫成的佛典曾經存在過。這就是所謂原始佛典。後來佛教其它宗派的經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內，都是或多或少地從這一部佛典里演變出來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翻譯過來的。 提婆達多在律的方面提出了五法，與釋迦牟尼針鋒相對。在教義方面，反對輪迴，也是針鋒相對。這兩個方面大概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釋迦牟尼和提婆達多逝世後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處都還有不食乳酪的提婆達多的信徒。提婆達多派顯然在佛教發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與釋迦牟尼的正統力量相對立。假如說釋迦牟尼派是佛教發展主潮的話，那麼提婆達多派就是一股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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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採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才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才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採用。最後終於因為它本身有優越的條件，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 我在這裡專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來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聞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假如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頓悟較之漸悟大大有利，要漸悟，就得有時間，還要耗費精力，這當然會同物質發生矛盾，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頓悟用的時間少，甚至可以不用時間和精力。只要一旦頓悟，洞見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連十惡不赦的一闡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這樣一來，滿足宗教信仰的需要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一掃而光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解決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最成功的國家是日本。他們把佛的一些清規戒律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既滿足了宗教需要，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科技大國。日本聞名學者中村元博士說：“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會性是十分顯著的。”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而且發展，原因正在於這種世俗性或社會性。 在佛經翻譯史上，玄奘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懷著一腔宗教的虔誠，總結了在他以前幾百年翻譯工作的經驗，創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譯風。他的譯風，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融會直意自創新風。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佛經梵文原本最初沒有寫本，全憑記憶，一直到法顯時代基本上還是這樣子。所以，有時先要有一個人口誦，另外一個人或者第三個人先依其所誦寫成梵字或胡字，然後才加以翻譯。 梁啓超《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攝論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華嚴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禪宗，有人還添上地論宗、攝論宗。在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規。律宗不能成為宗，淨土宗沒有自己的專有理論，也不能算宗;成實、俱舍都只能算是學派，不是宗派;三論宗後被天台、禪宗所吸收，不能獨立成宗。能夠成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和禪宗。天台源於北齊、南陳，創於隋，流行於江浙、湖北一帶，傾向於統一統合，南方義學和北方禪定都去學習，企圖通過禪定來證悟般若。華嚴宗興起於陳隋之間，形成於武則天時，根據地在終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創始者為玄奘、窺基。禪宗源於北魏菩提達摩，盛於唐，先流行於庾嶺、廣東、湖南、江西，然後遍及全國，流行時間最長，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呵佛罵祖的宗派，已成為佛教的對立面，簡直已經不是佛教了。
我大膽地說一句：人類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學習，也就是交流的活動。到了後來，一部人類文化史證實了一件事實;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人類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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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假如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 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麼輝煌燦爛，假如故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佛教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 我缺少慧根，畢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卻不能成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對佛教的最基本教義萬有無常卻異常信服。我認為，這真正抓住了宇宙萬有的根本規律，是誰也否定不掉的。 總起來看，小的宗教，比如“會道門”一類，是輕易消滅的。成為燎原之勢的大宗教則幾乎無法消滅。即使消滅，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佛教原產生於印度和尼泊爾，現在在印度它實際上幾乎不存在了。 有的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不是悲觀主義的;但是，像佛教這樣徹底的悲觀，還是絕無僅有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佛教梵語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摻雜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過渡的期間，或者在我稱之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間，許多佛典都是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有的佛典原來是用純粹方言寫成的，隨著“梵文的復興”以及一些別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漸減少，而梵文成分則逐漸增多，於是就形成了所謂“佛教梵語”。 我是嘗試著通過語言現象來探尋一部經典的產生的時代和地區。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是行之有效的辦法，而且是證據確鑿的，別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的眾多方言，即雲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這地域性表現得十分明顯，阿育王在印度許多地方豎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面的銘文明確無誤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價值的參照資料。 原始佛教不答應比丘們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它也沒有規定哪一種語言作為標準語言;它答應比丘們用自己的方言來學習佛所說的話。 據我們現在的推測，佛典形成的過程大概應該是這樣的：佛陀本人不會有什麼著作，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卻不可能沒有一些常說的話，佛典裡面有關十二因緣的那一段經文可能就屬於這一類。當時沒有書籍，學習經典都是師傅口授，弟子口學。最初口授口學的一定就是佛陀經常所說的一些話;因為這些話一聽再聽，一傳再傳，就比較牢固地印在徒弟們的記憶里，時間一長，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隨著時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師傅和徒弟逐漸增添上一些新的東西，到了編纂寫定的時候，已經是一部比較大的書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師都是東部人，說的是東部的話，最初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原始佛典，也就應該是用東部方言寫成的。 一部用東部方言，更具體一點說，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語寫成的佛典曾經存在過。這就是所謂原始佛典。後來佛教其它宗派的經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內，都是或多或少地從這一部佛典里演變出來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翻譯過來的。 提婆達多在律的方面提出了五法，與釋迦牟尼針鋒相對。在教義方面，反對輪迴，也是針鋒相對。這兩個方面大概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釋迦牟尼和提婆達多逝世後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處都還有不食乳酪的提婆達多的信徒。提婆達多派顯然在佛教發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與釋迦牟尼的正統力量相對立。假如說釋迦牟尼派是佛教發展主潮的話，那麼提婆達多派就是一股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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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採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才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才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採用。最後終於因為它本身有優越的條件，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 我在這裡專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來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聞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假如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頓悟較之漸悟大大有利，要漸悟，就得有時間，還要耗費精力，這當然會同物質發生矛盾，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頓悟用的時間少，甚至可以不用時間和精力。只要一旦頓悟，洞見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連十惡不赦的一闡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這樣一來，滿足宗教信仰的需要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一掃而光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解決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最成功的國家是日本。他們把佛的一些清規戒律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既滿足了宗教需要，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科技大國。日本聞名學者中村元博士說：“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會性是十分顯著的。”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夠存在而且發展，原因正在於這種世俗性或社會性。 在佛經翻譯史上，玄奘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懷著一腔宗教的虔誠，總結了在他以前幾百年翻譯工作的經驗，創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譯風。他的譯風，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融會直意自創新風。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佛經梵文原本最初沒有寫本，全憑記憶，一直到法顯時代基本上還是這樣子。所以，有時先要有一個人口誦，另外一個人或者第三個人先依其所誦寫成梵字或胡字，然後才加以翻譯。 梁啓超《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攝論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華嚴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禪宗，有人還添上地論宗、攝論宗。在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規。律宗不能成為宗，淨土宗沒有自己的專有理論，也不能算宗;成實、俱舍都只能算是學派，不是宗派;三論宗後被天台、禪宗所吸收，不能獨立成宗。能夠成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和禪宗。天台源於北齊、南陳，創於隋，流行於江浙、湖北一帶，傾向於統一統合，南方義學和北方禪定都去學習，企圖通過禪定來證悟般若。華嚴宗興起於陳隋之間，形成於武則天時，根據地在終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創始者為玄奘、窺基。禪宗源於北魏菩提達摩，盛於唐，先流行於庾嶺、廣東、湖南、江西，然後遍及全國，流行時間最長，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呵佛罵祖的宗派，已成為佛教的對立面，簡直已經不是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