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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龍困沙灘，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我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卻是一籌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譯工作，翻譯了馬克思論印度的幾篇論文，翻譯了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譯稿，後來由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興趣之所在，不過略示一下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而已。
這遠遠不能滿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教員不過5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里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只有3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我“政務”清閒，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里對面枯坐，既感到極不舒服，又感到百無聊賴。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學校也差不多，有一個教授會，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一點作用也不起的。
湯用彤先生正開一門新課《魏晉玄學》。我對湯先生的道德文章極為仰慕。他的著作雖已讀過，但是，我在清華從未聽過他的課，極以為憾。何況魏晉玄學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課堂就在三樓上，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徵求了湯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課並沒有講義，他用口講，我用筆記，而且儘量記得詳細完整。他講了一年，我一堂課也沒有缺過。湯先生與胡適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懸河的人。但是他講得細密、周到，絲絲入扣，時有精闢的見解，如石破天驚，令人豁然開朗。我的筆記至今還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此外，我因為感到自己中國音韻學的知識欠缺，周祖謨先生適開此課，課堂也在三樓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聽。周先生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可能還不是正教授。別人覺得奇怪，我則處之泰然。一個系主任教授隨班聽課，北大恐尚未有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者為師。在學問上論資排輩，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還沒有解開：舊業搞不成了，我何去何從?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閱書時，因為覺得有興趣，曾隨手從《大藏經》中，從那一大套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史和德國人稱之為“比較文學史”(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的資料。當時我還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在下意識中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國以後，儘管中國圖書館中關於印度和比較文學史的書籍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典籍則浩瀚無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至少中國這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同印度沾邊，不致十年負笈，前功盡棄。我反覆思考，掂斤播兩，覺得這真是一個極為靈妙的主意。雖然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印度古代語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順應時勢，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我終於找到了出路。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
出路的軌跡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有一點我必須首先在這裡說明白。我現在寫的是“學術自述”，而不是別的。什麼叫“學術”?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據我自己的理解來決定去取。凡是文學創作，比如寫點散文什麼的，都不包括在內。連寫一些雜文一類的東西，也不包括在內。
就根據這個標準，我把這四年的回憶依照時間順序寫在下面。
1946年
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過，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車船倥傯中，竟然寫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但是，按照我在上面給“學術”下的定義，真正夠格的只有兩篇。
1.《一個故事的演變》
這個故事流傳的時間極長，地域極廣。小學教科書裡面部用它來作教材。後來我在《梅詩話》里又讀到了引用東坡詩注的一段話，講的也是這個故事。《詩話》引劉後村的詩：“辛苦謀身無瓮算，殷勤娛耳有瓶聲。”“瓮算”指的就是這個故事。江盈的《雪濤小說》中也有這個故事，內容大同而小異。印度《嘉言集》和《五卷書》中也找到了同樣的故事，內容請參閱我的原作，這裡不贅述。我只想指出一點，中國的那兩部書就是我在哥廷根讀到的。當時萬沒有想到，後來竟派上了用場。
2.《梵文〈五卷書〉——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話集》
這一篇文章是根據德國“比較文學史”的創立者th.benfey的關於《五卷書》的一篇長文介紹的。嚴格說起來，它不能算是一篇學術論文。但是，後來興起的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我認為，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這裡。
1947年
這一年文章的數量不算少，符合學術條件的有以下幾篇。
1.《一個流傳歐亞的笑話》
這也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比較文學史與民間文學有密切的聯繫，二者簡直可以成為一體。《五卷書》裡面的故事，我認為，基本上都屬於民間文學。普通老百姓創造故事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
這個笑話是我在德國聽到的。內容極簡單：一個白人與一個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間屋內。夜裡，黑人把白人的臉用墨塗黑，偷了他的東西，溜之大吉。白人醒來，看到自己的東西都已不見，照了照鏡子，驚詫地說道：“原來黑人在這裡，可我到哪裡去了呢?”在哥廷根漢學研究所翻閱雜書時，讀到《續說郛》中收的劉元卿的《應諧錄》，發現裡面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笑話，只不過把黑人換成和尚而已。
2.《木師與畫師的故事》
這同樣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是中印兩國的民間故事流傳的一個例證。
3.《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上看寓言和童話》
這仍然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我徑直稱之為“比較文學”，由此可見我當時對“比較文學史”和“比較文學”的看法。
在這篇文章里，我介紹了幾個跨越國界、流傳時間又極長的故事。第一個就是著名的“曹沖稱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見諸中國的正史《三國志·魏志》中，它的真實性由此得到了加強。實則同樣內容只換了人名的故事，卻見於漢譯《大藏經》中。我介紹的第二個故事是狼與鶴的故事。這個故事見於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見於巴利文《本生經》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關於稱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傳說”中就有這個故事。請參閱陳寅恪先生的《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
這遠遠不能滿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教員不過5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里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只有3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我“政務”清閒，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里對面枯坐，既感到極不舒服，又感到百無聊賴。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學校也差不多，有一個教授會，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一點作用也不起的。
湯用彤先生正開一門新課《魏晉玄學》。我對湯先生的道德文章極為仰慕。他的著作雖已讀過，但是，我在清華從未聽過他的課，極以為憾。何況魏晉玄學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課堂就在三樓上，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徵求了湯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課並沒有講義，他用口講，我用筆記，而且儘量記得詳細完整。他講了一年，我一堂課也沒有缺過。湯先生與胡適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懸河的人。但是他講得細密、周到，絲絲入扣，時有精闢的見解，如石破天驚，令人豁然開朗。我的筆記至今還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此外，我因為感到自己中國音韻學的知識欠缺，周祖謨先生適開此課，課堂也在三樓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聽。周先生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可能還不是正教授。別人覺得奇怪，我則處之泰然。一個系主任教授隨班聽課，北大恐尚未有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者為師。在學問上論資排輩，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還沒有解開：舊業搞不成了，我何去何從?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閱書時，因為覺得有興趣，曾隨手從《大藏經》中，從那一大套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史和德國人稱之為“比較文學史”(vergleichendeliteraturgeschichte)的資料。當時我還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在下意識中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國以後，儘管中國圖書館中關於印度和比較文學史的書籍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典籍則浩瀚無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至少中國這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同印度沾邊，不致十年負笈，前功盡棄。我反覆思考，掂斤播兩，覺得這真是一個極為靈妙的主意。雖然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印度古代語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順應時勢，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我終於找到了出路。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
出路的軌跡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有一點我必須首先在這裡說明白。我現在寫的是“學術自述”，而不是別的。什麼叫“學術”?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據我自己的理解來決定去取。凡是文學創作，比如寫點散文什麼的，都不包括在內。連寫一些雜文一類的東西，也不包括在內。
就根據這個標準，我把這四年的回憶依照時間順序寫在下面。
1946年
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過，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車船倥傯中，竟然寫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但是，按照我在上面給“學術”下的定義，真正夠格的只有兩篇。
1.《一個故事的演變》
這個故事流傳的時間極長，地域極廣。小學教科書裡面部用它來作教材。後來我在《梅詩話》里又讀到了引用東坡詩注的一段話，講的也是這個故事。《詩話》引劉後村的詩：“辛苦謀身無瓮算，殷勤娛耳有瓶聲。”“瓮算”指的就是這個故事。江盈的《雪濤小說》中也有這個故事，內容大同而小異。印度《嘉言集》和《五卷書》中也找到了同樣的故事，內容請參閱我的原作，這裡不贅述。我只想指出一點，中國的那兩部書就是我在哥廷根讀到的。當時萬沒有想到，後來竟派上了用場。
2.《梵文〈五卷書〉——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話集》
這一篇文章是根據德國“比較文學史”的創立者th.benfey的關於《五卷書》的一篇長文介紹的。嚴格說起來，它不能算是一篇學術論文。但是，後來興起的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我認為，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這裡。
1947年
這一年文章的數量不算少，符合學術條件的有以下幾篇。
1.《一個流傳歐亞的笑話》
這也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比較文學史與民間文學有密切的聯繫，二者簡直可以成為一體。《五卷書》裡面的故事，我認為，基本上都屬於民間文學。普通老百姓創造故事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
這個笑話是我在德國聽到的。內容極簡單：一個白人與一個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間屋內。夜裡，黑人把白人的臉用墨塗黑，偷了他的東西，溜之大吉。白人醒來，看到自己的東西都已不見，照了照鏡子，驚詫地說道：“原來黑人在這裡，可我到哪裡去了呢?”在哥廷根漢學研究所翻閱雜書時，讀到《續說郛》中收的劉元卿的《應諧錄》，發現裡面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笑話，只不過把黑人換成和尚而已。
2.《木師與畫師的故事》
這同樣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是中印兩國的民間故事流傳的一個例證。
3.《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上看寓言和童話》
這仍然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我徑直稱之為“比較文學”，由此可見我當時對“比較文學史”和“比較文學”的看法。
在這篇文章里，我介紹了幾個跨越國界、流傳時間又極長的故事。第一個就是著名的“曹沖稱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見諸中國的正史《三國志·魏志》中，它的真實性由此得到了加強。實則同樣內容只換了人名的故事，卻見於漢譯《大藏經》中。我介紹的第二個故事是狼與鶴的故事。這個故事見於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見於巴利文《本生經》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關於稱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傳說”中就有這個故事。請參閱陳寅恪先生的《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