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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無書可讀，無處可讀。我是多麼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啊!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一個夏天，一事無成。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自己常常說，浪費時間，等於自殺。然而，我處在那種環境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成了“坐宮”中的楊四郎。
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島，再轉火車，到了一別11年的故都北京。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尚能通車。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的有陰法魯教授等老朋友。汽車經過長安街，於時黃昏已過，路燈慘黃，落葉滿地，一片淒涼。我想到了唐詩“落葉滿長安”，這裡的“長安”，指的是“長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長安”是北京東西長安街。遊子歸來，古城依舊，而歲月流逝，青春難再。心中思緒萬端，悲喜交集。一轉瞬間，卻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嘆人生之無常，嗟命運之渺茫。過去11年的海外經歷，在腦海中層層湧現。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紅樓。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只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著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
思想鬥爭
我在這裡講的“思想鬥爭”，不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之餘，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後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後，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一回到祖國，特別是在1947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12年的濟南以後，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實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我立即忍痛決定，不再返回歐洲。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必須承擔起來。我寫信給haloun教授，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關歐洲的“思想鬥爭”，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鬥爭”又隨之而起。我既然下定決心，終生從事研究工作，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研究必有對象，可是我最心愛的對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對象在哪裡呢?我的興趣一向駁雜，對好多學問，我都有興趣。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只因有了困難，才產生了“思想鬥爭”。這個掂一掂，那個稱一稱，久久不能決定。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充足。離開了印度，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資料不夠充足，研究仍會遇到困難。我的考慮或者我的“思想鬥爭”，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鬥爭”沒有結果，就暫時先放一放吧。
終於找到了出路
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紅樓後面的北樓。校長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前的東廂房內，西廂房是秘書長辦公室。所謂“秘書長”，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長差不多，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秘書長以外，還有一位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副校長。全校有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這樣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並不多，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嘴損的人所說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講堂，科長一操場。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但是，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前面，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長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的厚愛。現在我在日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中國的大學，至少是在北大，則是不見了。這樣做，對一個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方便。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的女兒，赫赫有名的馬珏的妹妹。
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比較起來，稍有優越之處;但是，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可是這情況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前，我毫無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歐洲和日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語。
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島，再轉火車，到了一別11年的故都北京。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尚能通車。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的有陰法魯教授等老朋友。汽車經過長安街，於時黃昏已過，路燈慘黃，落葉滿地，一片淒涼。我想到了唐詩“落葉滿長安”，這裡的“長安”，指的是“長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長安”是北京東西長安街。遊子歸來，古城依舊，而歲月流逝，青春難再。心中思緒萬端，悲喜交集。一轉瞬間，卻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嘆人生之無常，嗟命運之渺茫。過去11年的海外經歷，在腦海中層層湧現。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紅樓。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只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著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
思想鬥爭
我在這裡講的“思想鬥爭”，不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之餘，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後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後，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一回到祖國，特別是在1947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12年的濟南以後，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實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我立即忍痛決定，不再返回歐洲。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必須承擔起來。我寫信給haloun教授，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關歐洲的“思想鬥爭”，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鬥爭”又隨之而起。我既然下定決心，終生從事研究工作，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研究必有對象，可是我最心愛的對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對象在哪裡呢?我的興趣一向駁雜，對好多學問，我都有興趣。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只因有了困難，才產生了“思想鬥爭”。這個掂一掂，那個稱一稱，久久不能決定。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充足。離開了印度，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資料不夠充足，研究仍會遇到困難。我的考慮或者我的“思想鬥爭”，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鬥爭”沒有結果，就暫時先放一放吧。
終於找到了出路
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紅樓後面的北樓。校長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前的東廂房內，西廂房是秘書長辦公室。所謂“秘書長”，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長差不多，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秘書長以外，還有一位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副校長。全校有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這樣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並不多，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嘴損的人所說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講堂，科長一操場。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但是，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前面，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長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的厚愛。現在我在日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中國的大學，至少是在北大，則是不見了。這樣做，對一個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方便。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的女兒，赫赫有名的馬珏的妹妹。
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比較起來，稍有優越之處;但是，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可是這情況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前，我毫無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歐洲和日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