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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追憶李長之 (2)
長之卻寫文章，大肆吹捧楊先生，稱他為“我們的導師”。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他這“感情的批評主義”是不是指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完全以主觀印象為根據，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同我們都不大來往，與長之來往極密。長之張皇“造名運動”，意思是儘快出名，這位張君也是一個自命“天才”的人，在這方面與長之極為投機。對這種事情，我不置一詞，但是他從圖書館借書出來，挖掉書中的藏書票，又用書來墊床腿，我則極為不滿，而長之漠然置之，這卻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認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再擴大了，就會形成曹操主義：“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聳聽呢?我決無此意。這位張君，我畢業後又見過一次面，以後就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不知所終了。
時間已經到了1935年。我在清華畢業後，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住在清華招待所里。此時長之大概是由於轉系的原因還沒有畢業。我們天天見面，曾共同到南院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第一次拜見一多先生，當然也就是最後一次了。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在北海為我餞行，邀集了不少的朋友。我們先在荷花叢中泛舟。雖然正在炎夏，但荷風吹來，身上尚微有涼意，似乎把酷暑已經驅除，而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曠神怡。抬頭見白塔，塔頂直入晴空，塔影則印在水面上，隨波蕩漾。祖國風光，實在迷人。我這個即將萬里投荒的准遊子，一時心潮騰湧，思緒萬千。再看到這樣的景色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我同長之終於分了手。我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去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二戰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問者長達八九年之久。萬里相思，嬋娟難共。我在德國經歷了戰火和飢餓的煉獄，他在祖國飽嘗了外寇炮火的殘酷。朝不慮夕，生死難卜，各人有各人的一本難念的經。但是，有時候我還會想到長之的。忘記了是哪一年，我從當時在台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長之的一些情況。他筆耕不輟，著述驚人，每年出幾本著作，寫多篇論文。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個人曾讀到此書。當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與後來“文革”中所習見者迥異其趣。但是，“可惜小將(也許還有老將)不讀書”，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難，這是後話，在這裡暫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了祖國十一年之後，終於經過千辛萬苦，繞道瑞士、法國、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當時我熱淚盈眶，激動萬端，很想跪下來，吻一下祖國的土地。我先在上海見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然後又到南京，見到了長之。我們雖已分別十一年;但在當時，我們都還是三十多歲的小伙子，並顯不出什麼老相。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則是無業游民。我雖已接收了北大的聘約，但尚未上班，當然沒有工資。我腰纏一貫也沒有，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歐美茄金表，得到八兩黃金，換成法幣，一半寄濟南家中，一半留著自己吃飯用。住旅館是沒有錢的，晚上就睡在長之的辦公桌上，活像一個流浪漢。
就這樣，我的生活可以說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確實是這樣。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我乍回到祖國，覺得什麼東西都可愛，都親切，都溫暖。長之的辦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須離開那裡。但是，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門到處漫遊，這就給了我一個接近祖國事物和風光的機會。這就是溫暖的來源。國立編譯館離古台城不遠。每天我一離開編譯館，就直奔台城，那裡綠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還有“十里”長，我說不出。反正是綠葉蔽天，濃蔭匝地，“依舊煙籠十里堤”的氣勢儼然猶在。這裡當然是最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卻發不出,它完全為感激之情所掩。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詩，寫了兩句詩：“有情最是台城柳，伴我長晝度寂寥。”可見我心情之一斑。附近的諸名勝，比如雞鳴寺、胭脂井之類，我是每天必到。也曾文思涌動過，想寫點什麼;但只寫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無文，成了一隻斷線的風箏了。
長之在星期天當然也陪我出來走走。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了國內的情況，特別是國民黨的情況。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產。他們你爭我奪，勾心鬥角，鬧得一塌糊塗;但每個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這當然會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憤怒，一時昏天昏地。長之對我繪聲繪形地講了這些情況，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還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門外報欄那裡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的。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濟南一中同學王某是軍統特務，對他說話要小心。可見長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國門的政治指導員，讓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還介紹我認識了梁實秋先生。梁先生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表示為我洗塵。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卻毫無名人架子。我們相處時間雖不長，但是終我們一生都維持著出自內心的友誼。
1946年深秋，我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達秦皇島再轉乘火車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再過三年，就迎來了解放。此時長之也調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老知識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滿懷，逸興遄飛的，仿佛走的是鋪滿了鮮花的陽關大道。但是，不久運動就一個接一個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開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長滿了荊棘的羊腸小道。言必有過，動輒得咎，幾乎每個人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赤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即使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幾乎沒有人心懷不滿的。總是深挖自己的靈魂，搜尋自己的缺點。結果是一種中國牌的原罪感壓倒了一切。據我看，這並沒有產生多少消極的影響，對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倒會有一些好處的。這一些人有意與無意地總覺得高人一等。從建國到60年代中葉“十年浩劫”前，中國的老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北大一向是政治運動的發源地，學生思想非常活躍。北師大稍有不同，但每次運動也從不遲到。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長之從南京調北師大工作，我的另一位從初中就成為朋友的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去工作。無巧不成書，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成了有名的“運動員”。張的事情在這裡先不談，只談長之。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並不贊成國民黨。但我聽說，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確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過只是書生狂言，也可能與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有關，當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他那部《魯迅批判》。
長之卻寫文章，大肆吹捧楊先生，稱他為“我們的導師”。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他這“感情的批評主義”是不是指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完全以主觀印象為根據，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同我們都不大來往，與長之來往極密。長之張皇“造名運動”，意思是儘快出名，這位張君也是一個自命“天才”的人，在這方面與長之極為投機。對這種事情，我不置一詞，但是他從圖書館借書出來，挖掉書中的藏書票，又用書來墊床腿，我則極為不滿，而長之漠然置之，這卻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認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再擴大了，就會形成曹操主義：“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聳聽呢?我決無此意。這位張君，我畢業後又見過一次面，以後就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不知所終了。
時間已經到了1935年。我在清華畢業後，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住在清華招待所里。此時長之大概是由於轉系的原因還沒有畢業。我們天天見面，曾共同到南院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第一次拜見一多先生，當然也就是最後一次了。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在北海為我餞行，邀集了不少的朋友。我們先在荷花叢中泛舟。雖然正在炎夏，但荷風吹來，身上尚微有涼意，似乎把酷暑已經驅除，而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曠神怡。抬頭見白塔，塔頂直入晴空，塔影則印在水面上，隨波蕩漾。祖國風光，實在迷人。我這個即將萬里投荒的准遊子，一時心潮騰湧，思緒萬千。再看到這樣的景色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我同長之終於分了手。我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去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二戰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問者長達八九年之久。萬里相思，嬋娟難共。我在德國經歷了戰火和飢餓的煉獄，他在祖國飽嘗了外寇炮火的殘酷。朝不慮夕，生死難卜，各人有各人的一本難念的經。但是，有時候我還會想到長之的。忘記了是哪一年，我從當時在台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長之的一些情況。他筆耕不輟，著述驚人，每年出幾本著作，寫多篇論文。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個人曾讀到此書。當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與後來“文革”中所習見者迥異其趣。但是，“可惜小將(也許還有老將)不讀書”，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難，這是後話，在這裡暫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了祖國十一年之後，終於經過千辛萬苦，繞道瑞士、法國、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當時我熱淚盈眶，激動萬端，很想跪下來，吻一下祖國的土地。我先在上海見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然後又到南京，見到了長之。我們雖已分別十一年;但在當時，我們都還是三十多歲的小伙子，並顯不出什麼老相。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則是無業游民。我雖已接收了北大的聘約，但尚未上班，當然沒有工資。我腰纏一貫也沒有，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歐美茄金表，得到八兩黃金，換成法幣，一半寄濟南家中，一半留著自己吃飯用。住旅館是沒有錢的，晚上就睡在長之的辦公桌上，活像一個流浪漢。
就這樣，我的生活可以說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確實是這樣。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我乍回到祖國，覺得什麼東西都可愛，都親切，都溫暖。長之的辦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須離開那裡。但是，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門到處漫遊，這就給了我一個接近祖國事物和風光的機會。這就是溫暖的來源。國立編譯館離古台城不遠。每天我一離開編譯館，就直奔台城，那裡綠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還有“十里”長，我說不出。反正是綠葉蔽天，濃蔭匝地，“依舊煙籠十里堤”的氣勢儼然猶在。這裡當然是最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卻發不出,它完全為感激之情所掩。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詩，寫了兩句詩：“有情最是台城柳，伴我長晝度寂寥。”可見我心情之一斑。附近的諸名勝，比如雞鳴寺、胭脂井之類，我是每天必到。也曾文思涌動過，想寫點什麼;但只寫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無文，成了一隻斷線的風箏了。
長之在星期天當然也陪我出來走走。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了國內的情況，特別是國民黨的情況。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產。他們你爭我奪，勾心鬥角，鬧得一塌糊塗;但每個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這當然會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憤怒，一時昏天昏地。長之對我繪聲繪形地講了這些情況，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還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門外報欄那裡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的。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濟南一中同學王某是軍統特務，對他說話要小心。可見長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國門的政治指導員，讓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還介紹我認識了梁實秋先生。梁先生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表示為我洗塵。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卻毫無名人架子。我們相處時間雖不長，但是終我們一生都維持著出自內心的友誼。
1946年深秋，我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達秦皇島再轉乘火車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再過三年，就迎來了解放。此時長之也調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老知識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滿懷，逸興遄飛的，仿佛走的是鋪滿了鮮花的陽關大道。但是，不久運動就一個接一個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開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長滿了荊棘的羊腸小道。言必有過，動輒得咎，幾乎每個人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赤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即使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幾乎沒有人心懷不滿的。總是深挖自己的靈魂，搜尋自己的缺點。結果是一種中國牌的原罪感壓倒了一切。據我看，這並沒有產生多少消極的影響，對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倒會有一些好處的。這一些人有意與無意地總覺得高人一等。從建國到60年代中葉“十年浩劫”前，中國的老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北大一向是政治運動的發源地，學生思想非常活躍。北師大稍有不同，但每次運動也從不遲到。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長之從南京調北師大工作，我的另一位從初中就成為朋友的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去工作。無巧不成書，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成了有名的“運動員”。張的事情在這裡先不談，只談長之。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並不贊成國民黨。但我聽說，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確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過只是書生狂言，也可能與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有關，當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他那部《魯迅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