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頁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只有八九歲，地方是濟南一師附小。我剛從私塾轉入新式小學，終日嬉戲，並不念書，也不關心別人是否念書。因此對長之的成績如何也是始終不知道的，也根本沒有想知道的念頭。小學生在一起玩，是常見的現象，至於三好兩歹成為朋友，則頗為少見。我同長之在一師附小的情況就是這樣，我不記得同他有什麼親密的往來。
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視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響，語文改文言為白話。課本中有一課是舉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駱駝》。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關心我的教科書的。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阿拉伯的駱駝》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後，他大為驚詫，高呼：“駱駝怎麼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於是我立刻就轉了學，從一師附小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報名口試時，老師出了一個“騾”字，我認識了，而與我同去的大我兩歲的彭四哥不認識。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級，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級——區區一個“騾”字為我爭取了一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個軼事吧。
我在新育小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不愛念書，專好打架。後來有人講我性格內向，我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但在當時，我大概很不內向，而是頗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個證明。我是怎樣轉為內向的呢?這問題過去從未考慮過，大概同我所處的家庭環境有關吧。反正我當時是不大念書的。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磚的一個角落裡，大看特看舊武俠小說，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說岳》、《說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幾續，越續越荒唐，我卻樂此不疲。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秋妹和我常開玩笑，問不認識的字是用筷子夾呢，還是用笤帚掃;前者表示不多，後者則表示極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掃的時候居多吧。讀舊小說，叔父稱之為“看閒書”，是為他深惡而痛絕的。我看了幾年閒書卻覺得收穫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都似乎比較通暢，與看閒書不無關聯。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閒書看得不夠。是不是看閒書有百利而無一弊呢?也不能這樣說，比如我想練“鐵沙掌”之類的笑話，就與看閒書有關。但我認為，那究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用不著大張撻伐的。
看閒書當然會影響上正課。當時已經實行了學年學期末考試張榜的制度。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間，從來沒有拿到過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無追求這種狀元的野心，對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閒書照看不誤。
我一轉學，就同長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畢業後，按常理說，我應該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濟南一中的。但我幼無大志，自知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報考了與“爛育英”相提並論的“破正誼”。但我的水平，特別是英語水平，恐怕確實高於一般招考正誼中學的學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討了半年的便宜。以後事實證明，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場空”，一點用處也沒有。至於長之，他入的當然是一中。一中畢業以後，他好像是沒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齊魯大學附中，從那裡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但在北大預科畢業後，卻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華大學。我自己呢，正誼畢業以後，念了半年正誼高中。山大附設高中成立後，我轉到那裡去念書。念了兩年，日寇占領了濟南，停學一年，1929年，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轉到那裡，1930年畢業，考入清華大學。於是，在分別六年之後，我同長之又在清華園會面了。
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裡去，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裡，又看到牆上貼著一張法文試卷。上面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著紅光。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為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只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
我同長之往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同中文系的吳組緗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經常會面，原因大概是我們都喜歡文學，都喜歡舞筆弄墨。當時並沒有什麼“清華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伙，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面，高談闊論，說話則是儘量誇大，儘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剛出版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四人當然不會無動於衷，就聚集在工字廳後面的一間大廳里，屋內光線不好，有點陰暗。但窗外荷塘里卻是紅荷映日，翠蓋蔽天，綠柳垂煙，鳴蟬噪夏，一片暑天風光。我們四人各抒己見，有的讚美，有的褒貶，前者以組緗為代表，後者的代表是我，一直爭到室內漸漸地暗了下來，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方才鳴金收兵。遙想當年的鵝湖大會，盛況也不過如此吧。
由於我們都是“文學青年”，又都崇拜當時文壇上的明星，我們都不自覺地拜在鄭振鐸先生門下，並沒有什麼形式，只是旁聽過他在清華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又各出大洋三元訂購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先生是名作家兼學者，但是絲毫沒有當時的教授架子，同我談話隨便，笑容滿面，我們結成了忘年交，終生未變。我們曾到他燕京大學的住宅去拜訪過他，對他那藏書插架之豐富，狠狠地羨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編了《文學季刊》，一時洛陽紙貴。我們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虛榮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們這幾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伙子，心裡有點飄飄然，不是很自然的嗎?有一年暑假，我同長之同回濟南，他在家中宴請老舍，邀我作陪，這是我認識老舍先生之始，以後也成為了好朋友。
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早年在德國留過學，沒拿什麼學位，翻譯過德國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沒有什麼著作。他在北京許多大學兼課，每月收入大洋一千餘元，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劇男角為主要業務;他則以每天到中山公園閒坐喝茶為主要活動，夫婦感情極好，沒有兒女。楊先生的思想極為複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皆給高分。有一天，他拿給長之和我一本德文講文藝理論的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插ft，意思是“文藝科學”。長之和我都覺得此字極為奇妙，玄機無窮，我們簡直想跪下膜拜。我們倆誰也沒有弄明白，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後來我到了德國，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字，一點玄妙也沒有。
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視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響，語文改文言為白話。課本中有一課是舉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駱駝》。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關心我的教科書的。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阿拉伯的駱駝》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後，他大為驚詫，高呼：“駱駝怎麼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於是我立刻就轉了學，從一師附小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報名口試時，老師出了一個“騾”字，我認識了，而與我同去的大我兩歲的彭四哥不認識。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級，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級——區區一個“騾”字為我爭取了一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個軼事吧。
我在新育小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不愛念書，專好打架。後來有人講我性格內向，我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但在當時，我大概很不內向，而是頗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個證明。我是怎樣轉為內向的呢?這問題過去從未考慮過，大概同我所處的家庭環境有關吧。反正我當時是不大念書的。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磚的一個角落裡，大看特看舊武俠小說，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說岳》、《說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幾續，越續越荒唐，我卻樂此不疲。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秋妹和我常開玩笑，問不認識的字是用筷子夾呢，還是用笤帚掃;前者表示不多，後者則表示極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掃的時候居多吧。讀舊小說，叔父稱之為“看閒書”，是為他深惡而痛絕的。我看了幾年閒書卻覺得收穫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都似乎比較通暢，與看閒書不無關聯。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閒書看得不夠。是不是看閒書有百利而無一弊呢?也不能這樣說，比如我想練“鐵沙掌”之類的笑話，就與看閒書有關。但我認為，那究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用不著大張撻伐的。
看閒書當然會影響上正課。當時已經實行了學年學期末考試張榜的制度。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間，從來沒有拿到過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無追求這種狀元的野心，對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閒書照看不誤。
我一轉學，就同長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畢業後，按常理說，我應該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濟南一中的。但我幼無大志，自知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報考了與“爛育英”相提並論的“破正誼”。但我的水平，特別是英語水平，恐怕確實高於一般招考正誼中學的學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討了半年的便宜。以後事實證明，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場空”，一點用處也沒有。至於長之，他入的當然是一中。一中畢業以後，他好像是沒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齊魯大學附中，從那裡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但在北大預科畢業後，卻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華大學。我自己呢，正誼畢業以後，念了半年正誼高中。山大附設高中成立後，我轉到那裡去念書。念了兩年，日寇占領了濟南，停學一年，1929年，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轉到那裡，1930年畢業，考入清華大學。於是，在分別六年之後，我同長之又在清華園會面了。
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裡去，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裡，又看到牆上貼著一張法文試卷。上面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著紅光。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為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只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
我同長之往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同中文系的吳組緗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經常會面，原因大概是我們都喜歡文學，都喜歡舞筆弄墨。當時並沒有什麼“清華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伙，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面，高談闊論，說話則是儘量誇大，儘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剛出版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四人當然不會無動於衷，就聚集在工字廳後面的一間大廳里，屋內光線不好，有點陰暗。但窗外荷塘里卻是紅荷映日，翠蓋蔽天，綠柳垂煙，鳴蟬噪夏，一片暑天風光。我們四人各抒己見，有的讚美，有的褒貶，前者以組緗為代表，後者的代表是我，一直爭到室內漸漸地暗了下來，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方才鳴金收兵。遙想當年的鵝湖大會，盛況也不過如此吧。
由於我們都是“文學青年”，又都崇拜當時文壇上的明星，我們都不自覺地拜在鄭振鐸先生門下，並沒有什麼形式，只是旁聽過他在清華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又各出大洋三元訂購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先生是名作家兼學者，但是絲毫沒有當時的教授架子，同我談話隨便，笑容滿面，我們結成了忘年交，終生未變。我們曾到他燕京大學的住宅去拜訪過他，對他那藏書插架之豐富，狠狠地羨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編了《文學季刊》，一時洛陽紙貴。我們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虛榮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們這幾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伙子，心裡有點飄飄然，不是很自然的嗎?有一年暑假，我同長之同回濟南，他在家中宴請老舍，邀我作陪，這是我認識老舍先生之始，以後也成為了好朋友。
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早年在德國留過學，沒拿什麼學位，翻譯過德國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沒有什麼著作。他在北京許多大學兼課，每月收入大洋一千餘元，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劇男角為主要業務;他則以每天到中山公園閒坐喝茶為主要活動，夫婦感情極好，沒有兒女。楊先生的思想極為複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皆給高分。有一天，他拿給長之和我一本德文講文藝理論的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插ft，意思是“文藝科學”。長之和我都覺得此字極為奇妙，玄機無窮，我們簡直想跪下膜拜。我們倆誰也沒有弄明白，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後來我到了德國，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字，一點玄妙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