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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國家，也要用越來越開放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座各位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希望大家都取得成功!
2009年 吉林大學孔子學院
自己的讀後感
也許會有人對這篇文章的題目不太喜歡，“憑什麼要打造一副讓世界喜歡的面孔?愛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是不是人群中愛抬槓的人多，常常見到有人“不高興”，“不高興”可以，可不該“沒頭腦”。反問一句也許問題就容易說得清：“難道擁有一個讓世界不喜歡的面孔，對我們自己更好嗎?”
提到德國，想到嚴謹的“德國製造”;提到法國，想到浪漫優雅;提到義大利，想到時尚、古蹟……提到中國，我們該讓世界想到什麼?
前年在政協會上，我提出一個問題：總說要打造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可為什麼從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要打造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形象?是親和的?是儒雅的?是活力的?還是……如果目標不明確，工作又如何能有效呢?
中國製造的產品占領全世界，中國每年出境的遊客超過一個億，可我們並沒有因此打造出一個清晰而讓世界喜歡的中國面孔。在中國不可避免地走上大國之路的進程中，這是一個大課題。
很巧，這篇文章的內容，是2009年給孔子學院培訓班講的。為打造友善的中國面孔，這些年我們以孔子學院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耕作。但近兩年，遇到相當大的障礙，顯然，我們必須思考與世界交往的方式方法。遇到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說自話，不調整不前進。
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
中國人似乎在用望遠鏡看美國，美國所有的美好，都被這個望遠鏡給放大了。
美國人似乎也在用望遠鏡看中國，但我猜他們拿反了……
過去的二十年，中國一直在跟美國的三任總統打交道，今天到了耶魯我才知道，其實他只跟一所學校打交道。但是透過這三位總統我也明白了，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的水準也並不很平均。
接下來就進入主題，或許要起個題目的話，應該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我要講五個年份，第一要講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
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亂，在法國有巨大的街頭騷亂，美國也有，然後美國的甘迺迪遇刺了……但是這一切的確都與我無關。(1968年6月5日，前總統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F·甘迺迪在洛杉磯遭槍擊身亡。由於五年前，他的哥哥也是遇刺身亡，由此拉開“甘迺迪家族魔咒”的大幕。此事在當年震驚全美國。)
那一年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儘管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個夢想”這句話卻真正地站了起來。不僅在美國站起來，也在全世界站起來。
可惜很遺憾，當時不僅僅是我，幾乎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這個夢想，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每一個個人，很難說擁有自己的夢想。夢想變成了一個國家的夢想，甚至是領袖的夢想。
中國與美國的距離非常遙遠，不亞於月亮與地球之間的距離。但是我並不關心這一切，我只關心我是否可以吃飽。因為我剛出生兩個月就跟隨父母被關進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種牛棚，我的爺爺為了給我送點兒牛奶，要跟看守進行非常激烈的搏鬥。
很顯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時候，無論對於當時的中國還是對於世界，似乎都有些問題。
第二個年份是1978年，我十歲。
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個只有二十萬人的小城，要知道，在中國它的確非常非常小。它離北京的距離是兩千公里，北京出的報紙，我們要三天之後才能看見。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不存在“新聞”這個東西的。
那一年我的爺爺去世了，而在兩年前我的父親也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親一個人要撫養我們哥兒倆。她一個月的工資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歲了，“夢想”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彙，我從來不會去想它。
我母親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個人把我們哥兒倆撫養大。我看不到這個家庭的希望，只是感覺那時的每一個冬天都很寒冷，因為我所生活的城市離蘇聯更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不光是中國這個國家，還有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國家之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那是一個我們在座所有人今天都該記住的年份。
1978年12月16號，中國與美國正式建交，那是一個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兩天之後，12月18號，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今天你們知道，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
歷史，兩個偉大的國家，一個非常可憐的家庭，就如此戲劇性地交織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還是大的國家，其實當時誰都沒有把握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
接下來該講1988年了，那年我二十歲。已經從邊疆的小城市來到了北京，成為一個大學生。
雖然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擊中國的高考制度，認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須承認正是高考的存在，讓我們這樣一個又一個非常普通的孩子，擁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當然，這個時候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很遙遠的國家，它變得很具體，也不再是過去那個口號當中的“美帝國主義”，而是變成了生活中的很多細節。我已經第一次嘗試過可口可樂，而且喝完可口可樂之後，會覺得中美兩個國家真是如此接近，因為它的味道幾乎跟中國的中藥是一樣的。我也已經開始狂熱地喜歡搖滾樂，那正是麥可·傑克遜還長得比較漂亮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開始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因為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中國開始嘗試放開很多商品的價格。這在你們會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邁進，因為過去的價格都是由政府決定的。
不過，也就在那一年，因為放開了價格，引起了全國的瘋狂搶購。大家都不知道這種狀況會持續多久，於是要把一輩子的食品和用品買回家裡。這標誌著中國離市場經濟越來越近了。當然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市場經濟也會有次貸危機。
當然我知道，1988年對於耶魯大學來說也格外重要，因為耶魯的校友又一次成為美國總統。
接下來又是一個新的年份，1998年。
那年我三十歲，已經成為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新聞節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經成為一個一歲孩子的父親。我開始明白我所做的許多事情不僅要考慮我自己，還要考慮孩子及他們的未來。
那一年中美之間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柯林頓。也許在美國你記住的是“性醜聞”，但在中國記住的，是他6月份的來訪。
他在人民大會堂和江澤民主席召開了一場開放的記者招待會，又在北京大學進行了一場開放的演講，兩場活動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2009年 吉林大學孔子學院
自己的讀後感
也許會有人對這篇文章的題目不太喜歡，“憑什麼要打造一副讓世界喜歡的面孔?愛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是不是人群中愛抬槓的人多，常常見到有人“不高興”，“不高興”可以，可不該“沒頭腦”。反問一句也許問題就容易說得清：“難道擁有一個讓世界不喜歡的面孔，對我們自己更好嗎?”
提到德國，想到嚴謹的“德國製造”;提到法國，想到浪漫優雅;提到義大利，想到時尚、古蹟……提到中國，我們該讓世界想到什麼?
前年在政協會上，我提出一個問題：總說要打造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可為什麼從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要打造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形象?是親和的?是儒雅的?是活力的?還是……如果目標不明確，工作又如何能有效呢?
中國製造的產品占領全世界，中國每年出境的遊客超過一個億，可我們並沒有因此打造出一個清晰而讓世界喜歡的中國面孔。在中國不可避免地走上大國之路的進程中，這是一個大課題。
很巧，這篇文章的內容，是2009年給孔子學院培訓班講的。為打造友善的中國面孔，這些年我們以孔子學院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耕作。但近兩年，遇到相當大的障礙，顯然，我們必須思考與世界交往的方式方法。遇到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說自話，不調整不前進。
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
中國人似乎在用望遠鏡看美國，美國所有的美好，都被這個望遠鏡給放大了。
美國人似乎也在用望遠鏡看中國，但我猜他們拿反了……
過去的二十年，中國一直在跟美國的三任總統打交道，今天到了耶魯我才知道，其實他只跟一所學校打交道。但是透過這三位總統我也明白了，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的水準也並不很平均。
接下來就進入主題，或許要起個題目的話，應該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後的中國夢》。我要講五個年份，第一要講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
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亂，在法國有巨大的街頭騷亂，美國也有，然後美國的甘迺迪遇刺了……但是這一切的確都與我無關。(1968年6月5日，前總統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F·甘迺迪在洛杉磯遭槍擊身亡。由於五年前，他的哥哥也是遇刺身亡，由此拉開“甘迺迪家族魔咒”的大幕。此事在當年震驚全美國。)
那一年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儘管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個夢想”這句話卻真正地站了起來。不僅在美國站起來，也在全世界站起來。
可惜很遺憾，當時不僅僅是我，幾乎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這個夢想，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每一個個人，很難說擁有自己的夢想。夢想變成了一個國家的夢想，甚至是領袖的夢想。
中國與美國的距離非常遙遠，不亞於月亮與地球之間的距離。但是我並不關心這一切，我只關心我是否可以吃飽。因為我剛出生兩個月就跟隨父母被關進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種牛棚，我的爺爺為了給我送點兒牛奶，要跟看守進行非常激烈的搏鬥。
很顯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時候，無論對於當時的中國還是對於世界，似乎都有些問題。
第二個年份是1978年，我十歲。
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個只有二十萬人的小城，要知道，在中國它的確非常非常小。它離北京的距離是兩千公里，北京出的報紙，我們要三天之後才能看見。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不存在“新聞”這個東西的。
那一年我的爺爺去世了，而在兩年前我的父親也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親一個人要撫養我們哥兒倆。她一個月的工資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歲了，“夢想”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彙，我從來不會去想它。
我母親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個人把我們哥兒倆撫養大。我看不到這個家庭的希望，只是感覺那時的每一個冬天都很寒冷，因為我所生活的城市離蘇聯更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不光是中國這個國家，還有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國家之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那是一個我們在座所有人今天都該記住的年份。
1978年12月16號，中國與美國正式建交，那是一個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兩天之後，12月18號，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今天你們知道，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
歷史，兩個偉大的國家，一個非常可憐的家庭，就如此戲劇性地交織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還是大的國家，其實當時誰都沒有把握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
接下來該講1988年了，那年我二十歲。已經從邊疆的小城市來到了北京，成為一個大學生。
雖然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擊中國的高考制度，認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須承認正是高考的存在，讓我們這樣一個又一個非常普通的孩子，擁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當然，這個時候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很遙遠的國家，它變得很具體，也不再是過去那個口號當中的“美帝國主義”，而是變成了生活中的很多細節。我已經第一次嘗試過可口可樂，而且喝完可口可樂之後，會覺得中美兩個國家真是如此接近，因為它的味道幾乎跟中國的中藥是一樣的。我也已經開始狂熱地喜歡搖滾樂，那正是麥可·傑克遜還長得比較漂亮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開始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因為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中國開始嘗試放開很多商品的價格。這在你們會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邁進，因為過去的價格都是由政府決定的。
不過，也就在那一年，因為放開了價格，引起了全國的瘋狂搶購。大家都不知道這種狀況會持續多久，於是要把一輩子的食品和用品買回家裡。這標誌著中國離市場經濟越來越近了。當然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市場經濟也會有次貸危機。
當然我知道，1988年對於耶魯大學來說也格外重要，因為耶魯的校友又一次成為美國總統。
接下來又是一個新的年份，1998年。
那年我三十歲，已經成為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新聞節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經成為一個一歲孩子的父親。我開始明白我所做的許多事情不僅要考慮我自己，還要考慮孩子及他們的未來。
那一年中美之間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柯林頓。也許在美國你記住的是“性醜聞”，但在中國記住的，是他6月份的來訪。
他在人民大會堂和江澤民主席召開了一場開放的記者招待會，又在北京大學進行了一場開放的演講，兩場活動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