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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哪怕我們失去家園或遠離故土，依然會在藝術家的作品裡知道，這就是中國。
2013年“韓美林日”藝術論壇暨《解放日報》第62屆文化講壇
文章一開始講的故事，事後與在現場的馮驥才先生核實，基本屬實。“賊沒文化，損失巨大”，這句話是我編的，但該是大馮的心聲不假。
其實，類似這樣的故事哪用虛構，現實中的例子大把大把。把有歷史的房子拆了，蓋成金碧輝煌的樣子，一副土豪氣象。這樣的事兒哪個城市沒有?
當然，不只這個時代，我們自己也好不到哪兒去。現在的收藏大家馬未都當初與我們一樣，也是個碼字的媒體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帶上當時最流行的電鍍摺疊椅子，在北京西四等地信託商店或家具門市外面，等那些拿紅木或更珍貴老家具來的主兒。上前商量著用電鍍椅子換老家具，十有八九樂呵呵地同意。轉眼二三十年過去，電鍍椅子都鏽了扔了，而換來的老家具則進了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館，展覽著，拿啥都不換。
因為我們這樣的人太多，馬未都該成為一個大收藏家。不用說謝了。
再不好好重視文化，我們將來拿什麼回憶，拿什麼找到家?
在這個沒有故鄉也少了故居的時代里，如果再沒了記憶，未來還有什麼意義?也許將來都會像二十多年前，北島流浪時所說：“我對著鏡子說中文。”隔了一會兒，北島又說：“祖國是一種鄉音。”
打造一副讓世界喜歡的面孔
日本曾把“哆啦A夢”選作“國民大使”，中國也有這樣的大使嗎?
恰恰是最樸實的農村老太太，言談舉止中還保留著老祖宗的DNA。
平視
2009年3、4月份，我去拍《岩松看美國》，和十幾年前去美國相比，明顯感受到一些內心的變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國人員要嚴格管理，還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國家會發一筆置裝費，讓你置辦一身還不錯的行頭，給咱們社會主義中國爭面子。於是，無論你去好萊塢還是迪斯尼，只要看見十幾個人全穿著統一的西裝，基本上就是中國人。
那筆置裝費也體現了咱們跟世界之間的關係。從心態上說，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對“外國”都懷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情緒，有好奇，有仰視，有自卑。我第一次去美國也是，滿大街的車都不認識，看哪兒都新鮮。
一轉眼十幾年過去了，2009年春天這一次去美國，剛下飛機，從機場出來，我說先別去賓館，去華爾街看一下。結果到了華爾街，就看到美國的兩個廢墟。一個是看得見的，“9·11”雙子大廈的廢墟，就在華爾街前面幾百米，不知什麼原因，重建工程也處於停工狀態，讓人觸目驚心。當你一轉身走進華爾街，又有另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廢墟—金融危機。當時華爾街也在維修，路面上堆著各種建材，它的確是需要維修的，從有形到無形。
眼前這一切，突然就會使你的心態發生很大的變化。短短十幾年過去，中國人已經不用再仰視美國了。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平視美國”。不僅僅對美國要平視，面對整個世界都要平視。
平視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不仰視，如今做到不難。第二層是不俯視，沒必要因為中國GDP增長就沾沾自喜。我常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優點，哪怕只有一個，您都先虛心地把它學來再說—這個也不容易。
日本是個憂患型國家，只要受到一點威脅就全民反思、全民警醒。中國卻是樂天派民族，日子剛好點兒就開始鶯歌燕舞，歡呼雀躍。有時候還會慈悲心泛濫，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人看美國，恨不得幫點兒是點兒：哎喲，看他們可憐的……再加上G2概念滿天飛，咱們更找不著北了，真覺得中國和美國應該聯手營救全世界。但這是真的嗎?
脫敏
面對世界先學會平視，平視之後才有平和。
平和體現在哪兒呢?也分幾個層面，先是脫敏。“脫敏”這個詞用於政治領域，可能是我發明的，最早寫在《南方周末》上。
舉一個例子，當我九十年代第一次出國，腦海中會有很多糾結：方便麵帶還是不帶?榨菜帶還是不帶?萬一外國人擠對中國，該怎麼說?第一次去台灣就更麻煩，涉及很多敏感的政治問題，一路都在琢磨：遇到國民黨黨員怎麼辦?那時候哪能想到國民黨一轉眼變成共產黨最鐵的哥們兒了，“青天白日”還等同於青面獠牙呢。更沒敢想遇見民進黨黨員怎麼辦。
結果卻很戲劇，離開台灣前一天，圍在一桌吃飯的人，各黨派都聚齊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進黨……其中國民黨黨員就是鄧麗君的哥哥。最後，所有的黨都站在我黨這一邊，跟民進黨那哥們兒幹起來了。我說幹起來可不是打架啊，而是喝酒。後果當然很慘烈。
經歷了這樣一個“脫敏”的過程，你就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交往比想像中容易得多。當你能夠將心比心去考慮他人的情感和感受，膚色、民族、黨派上的差異都沒那麼可怕。
從人性角度說，人與人80%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們都會被柴可夫斯基、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樂吸引，都會為麥可·傑克遜的離世感到悲傷。剩下20%的不同，可能是意識形態、受教育程度、價值觀等，在交往中也都能找到解決的途徑。
鏡子
除了“平視”和“脫敏”，第三個關鍵詞是“鏡子”。看日本，看美國，看香港，看台灣，歸根結底是為了看自己。
在日本、美國和歐洲，你會看到人們的眼神越來越單純，商店關門越來越早，高樓大廈越來越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嚴重空氣污染經過治理，藍天白雲正在回歸。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正在重蹈他們當年的覆轍，空氣被污染，水被污染，眼睛和心靈被污染。他們的簡單，無論人際交往還是生活方式，會讓複雜慣了的我們感到無所適從。
這是一個必然的經歷。從世界這面鏡子裡，能看到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軟實力
近三十年來，中國在文化輸出方面是嚴重逆差，進口太多，出口太少。這就說到了最關鍵的關鍵詞：大國。
什麼叫大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不能僅僅依靠硬實力，硬實力有時候還會產生反作用力。在很長一個歷史階段里，中國GDP排名靠前的事實不會改變，從硬體角度來說我們足以自豪。那麼豪華的飯店，那麼寬的馬路，那麼多一模一樣的機場，走遍世界也幾乎找不到。
但是從軟體的角度呢?
在東京最繁華的地段，紅燈一亮沒人橫穿馬路，綠燈一亮快速通過，想見到排隊加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在德國開車是不限速的，時速超過200公里也OK，但我幾乎沒見過有人不打轉向燈突然別車、輔路進主路不減速的。
美國的校車擁有機動車中最好的質量，最高的安全標準，是每個學生都能享受的福利，由政府出資運營了將近一百年。
2013年“韓美林日”藝術論壇暨《解放日報》第62屆文化講壇
文章一開始講的故事，事後與在現場的馮驥才先生核實，基本屬實。“賊沒文化，損失巨大”，這句話是我編的，但該是大馮的心聲不假。
其實，類似這樣的故事哪用虛構，現實中的例子大把大把。把有歷史的房子拆了，蓋成金碧輝煌的樣子，一副土豪氣象。這樣的事兒哪個城市沒有?
當然，不只這個時代，我們自己也好不到哪兒去。現在的收藏大家馬未都當初與我們一樣，也是個碼字的媒體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帶上當時最流行的電鍍摺疊椅子，在北京西四等地信託商店或家具門市外面，等那些拿紅木或更珍貴老家具來的主兒。上前商量著用電鍍椅子換老家具，十有八九樂呵呵地同意。轉眼二三十年過去，電鍍椅子都鏽了扔了，而換來的老家具則進了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館，展覽著，拿啥都不換。
因為我們這樣的人太多，馬未都該成為一個大收藏家。不用說謝了。
再不好好重視文化，我們將來拿什麼回憶，拿什麼找到家?
在這個沒有故鄉也少了故居的時代里，如果再沒了記憶，未來還有什麼意義?也許將來都會像二十多年前，北島流浪時所說：“我對著鏡子說中文。”隔了一會兒，北島又說：“祖國是一種鄉音。”
打造一副讓世界喜歡的面孔
日本曾把“哆啦A夢”選作“國民大使”，中國也有這樣的大使嗎?
恰恰是最樸實的農村老太太，言談舉止中還保留著老祖宗的DNA。
平視
2009年3、4月份，我去拍《岩松看美國》，和十幾年前去美國相比，明顯感受到一些內心的變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國人員要嚴格管理，還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國家會發一筆置裝費，讓你置辦一身還不錯的行頭，給咱們社會主義中國爭面子。於是，無論你去好萊塢還是迪斯尼，只要看見十幾個人全穿著統一的西裝，基本上就是中國人。
那筆置裝費也體現了咱們跟世界之間的關係。從心態上說，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對“外國”都懷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情緒，有好奇，有仰視，有自卑。我第一次去美國也是，滿大街的車都不認識，看哪兒都新鮮。
一轉眼十幾年過去了，2009年春天這一次去美國，剛下飛機，從機場出來，我說先別去賓館，去華爾街看一下。結果到了華爾街，就看到美國的兩個廢墟。一個是看得見的，“9·11”雙子大廈的廢墟，就在華爾街前面幾百米，不知什麼原因，重建工程也處於停工狀態，讓人觸目驚心。當你一轉身走進華爾街，又有另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廢墟—金融危機。當時華爾街也在維修，路面上堆著各種建材，它的確是需要維修的，從有形到無形。
眼前這一切，突然就會使你的心態發生很大的變化。短短十幾年過去，中國人已經不用再仰視美國了。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平視美國”。不僅僅對美國要平視，面對整個世界都要平視。
平視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不仰視，如今做到不難。第二層是不俯視，沒必要因為中國GDP增長就沾沾自喜。我常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優點，哪怕只有一個，您都先虛心地把它學來再說—這個也不容易。
日本是個憂患型國家，只要受到一點威脅就全民反思、全民警醒。中國卻是樂天派民族，日子剛好點兒就開始鶯歌燕舞，歡呼雀躍。有時候還會慈悲心泛濫，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人看美國，恨不得幫點兒是點兒：哎喲，看他們可憐的……再加上G2概念滿天飛，咱們更找不著北了，真覺得中國和美國應該聯手營救全世界。但這是真的嗎?
脫敏
面對世界先學會平視，平視之後才有平和。
平和體現在哪兒呢?也分幾個層面，先是脫敏。“脫敏”這個詞用於政治領域，可能是我發明的，最早寫在《南方周末》上。
舉一個例子，當我九十年代第一次出國，腦海中會有很多糾結：方便麵帶還是不帶?榨菜帶還是不帶?萬一外國人擠對中國，該怎麼說?第一次去台灣就更麻煩，涉及很多敏感的政治問題，一路都在琢磨：遇到國民黨黨員怎麼辦?那時候哪能想到國民黨一轉眼變成共產黨最鐵的哥們兒了，“青天白日”還等同於青面獠牙呢。更沒敢想遇見民進黨黨員怎麼辦。
結果卻很戲劇，離開台灣前一天，圍在一桌吃飯的人，各黨派都聚齊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進黨……其中國民黨黨員就是鄧麗君的哥哥。最後，所有的黨都站在我黨這一邊，跟民進黨那哥們兒幹起來了。我說幹起來可不是打架啊，而是喝酒。後果當然很慘烈。
經歷了這樣一個“脫敏”的過程，你就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交往比想像中容易得多。當你能夠將心比心去考慮他人的情感和感受，膚色、民族、黨派上的差異都沒那麼可怕。
從人性角度說，人與人80%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們都會被柴可夫斯基、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樂吸引，都會為麥可·傑克遜的離世感到悲傷。剩下20%的不同，可能是意識形態、受教育程度、價值觀等，在交往中也都能找到解決的途徑。
鏡子
除了“平視”和“脫敏”，第三個關鍵詞是“鏡子”。看日本，看美國，看香港，看台灣，歸根結底是為了看自己。
在日本、美國和歐洲，你會看到人們的眼神越來越單純，商店關門越來越早，高樓大廈越來越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嚴重空氣污染經過治理，藍天白雲正在回歸。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正在重蹈他們當年的覆轍，空氣被污染，水被污染，眼睛和心靈被污染。他們的簡單，無論人際交往還是生活方式，會讓複雜慣了的我們感到無所適從。
這是一個必然的經歷。從世界這面鏡子裡，能看到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軟實力
近三十年來，中國在文化輸出方面是嚴重逆差，進口太多，出口太少。這就說到了最關鍵的關鍵詞：大國。
什麼叫大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不能僅僅依靠硬實力，硬實力有時候還會產生反作用力。在很長一個歷史階段里，中國GDP排名靠前的事實不會改變，從硬體角度來說我們足以自豪。那麼豪華的飯店，那麼寬的馬路，那麼多一模一樣的機場，走遍世界也幾乎找不到。
但是從軟體的角度呢?
在東京最繁華的地段，紅燈一亮沒人橫穿馬路，綠燈一亮快速通過，想見到排隊加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在德國開車是不限速的，時速超過200公里也OK，但我幾乎沒見過有人不打轉向燈突然別車、輔路進主路不減速的。
美國的校車擁有機動車中最好的質量，最高的安全標準，是每個學生都能享受的福利，由政府出資運營了將近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