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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事兒”還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對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也在快速增長。網際網路進入中國，顯現出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攪拌能力”。
雖然在網際網路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殺”“被封殺”“被辭職”，我依然是網際網路的支持者。為什麼?網際網路啟蒙了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說話的內容，但要維護別人說話的權利。你要習慣與刺耳的聲音共處，與糟糕的評論共處，與謊言共處—真理的價值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與荒謬同在。
有人說應該控制網際網路上的謠言，務必謹慎，併合理合法。正如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正常細胞，謠言被消滅了，真理也就跟著消失了。
真正需要強調的，是如何傳播真理的聲音。2011年《人民日報》有一個評論，“目前的中國是改革和危機搶時間”，我非常認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會上的群體事件，正從過去的不發達地區—貴州的“甕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擴散到發達地區—“廈門PX項目事件”、“東莞水污染事件”。過去媒體人強調更多的，是監督政府權力的運營、監督法律的運營等，但是現在，媒體也要強調每個公民自我的改變。社會問題不僅僅是改革的階段性產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個人都該在其中承擔責任。
十年中國：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第三個時間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的“十年”。
我很幸運地經歷了從1994年恢復關貿總協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全過程。面對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曾有無數的擔心、憂慮，但是當你走過第一個十年，並以此為節點回頭去看，就會發現大多憂慮是沒必要的。
比如汽車行業，最近三年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幅，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產量最大的國家—十年前誰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該思考的是中國下一步怎麼辦?是不是到了啟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毫無疑問，時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這兒。
我舉幾個例子。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廣東家長教育孩子經常這樣說：“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只能當公務員。”再看現在，公務員熱成了什麼樣?很多腐敗現象也正是從這裡滋生出來。山西長治環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門”，但一個家長為了幫女兒在這裡謀個職位，要掏近十二萬元行賄。這錢得多長時間才能掙回來?
可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從某些方面看，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並不是與市場經濟緊密掛靠的部門。“國考”成了“天字第一號”，比高考競爭還激烈。
還有，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明確了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也擁有了第一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我們強調私營、民營、集體、國有等企業一律平等。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做到了嗎?
眾多中小私營企業資金鍊斷裂，因為銀行出於“避險”的考慮，不願意給他們貸款。銀行貸款部門的負責人是這麼琢磨的：給國企貸款出了問題，大家一起背黑鍋;給民企貸款出了問題，就是個人的責任。可是在支撐就業方面的貢獻，民營企業早已超過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壟斷行業可以更大範圍地面向民營資本放開，但是實現不了。為什麼?屁股決定腦袋，都在考慮地方利益、部門利益。
還有關於財政收入高度集中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樣的做法是對的，集中財力幹大事，支持農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設一些落後的公共事業等。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不要為地方回補?
中央對於房地產的調控愈演愈烈，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那天“北京地王”出來，我們做了一期節目，發明了“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算”這句話。幾乎全中國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遷了，為什麼?就是要把老地賣個高價，再讓一塊沒有價值的新地，隨著市委市政府的遷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幹事。不要總認為這裡都是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財政的倒逼。是誰逼著地方搞土地財政的?將來中央跟地方的分稅要不要進行改革?
無數個改革的需求擺在面前，迫在眉睫。
還有更加敏感的問題：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
也許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為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需要理順。“十八大”之後我們要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理性問題，我們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共產黨的民主模式是什麼?我非常願意相信，有可能是黨內競爭。或許未來五到十年，會有這樣的試點：某個縣委書記或縣長，由三名共產黨員同時競爭，走民主程序。中國的民主投票權一定從黨員開始，然後再向黨外擴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願意推動國家前行的人成為黨員。
建黨九十周年的時候，總書記講話談到幾個“風險”，第一次提到這個詞—懈怠。這話值得玩味，明顯是有所指的。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鬆弛了，前行的動力不足。
同樣是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還有一個重大轉變。過去“發展”是第一要務，現在“穩定”和“發展”並列為第一要務、硬指標。圍繞這些局面和細節，我們的確要想：改革一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但我們現在是不是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對於發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扛著所謂的理想大旗走在錯誤的方向上，比不走還糟糕。
2012年的中國：繼續努力，並多些釋懷
最後一個歷史節點，就是此時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領導都要換了。美國要換了，法國要換了，俄羅斯要換了，中國也要換了。
這一年，對媒體來說挑戰很大，大家會下意識地說：“哎喲，換屆之年得小心點兒。”可是，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你把對方當朋友，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適用於人與人相處、國與國相處，稍微改一改，也適用於人與年代的相處。“你把這一年當成改革年，改革就會推進;你把這一年當成停滯年，改革就會停滯。”
還有一句歌詞，對我們這代人影響非常深遠：“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年輕時認為，當然是“我們改變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變了豈不很悲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頭再看走過的道路，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我們改變了世界，世界也改變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龍永圖告訴我：“談判是雙方妥協的藝術。”人生就是一場談判，與夢想談判，與時代談判，與身體談判，要懂得有所妥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金，又有誰可以圓滿地實現理想呢?進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個時代，所謂的終極目標，永遠無法達成。
雖然在網際網路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殺”“被封殺”“被辭職”，我依然是網際網路的支持者。為什麼?網際網路啟蒙了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說話的內容，但要維護別人說話的權利。你要習慣與刺耳的聲音共處，與糟糕的評論共處，與謊言共處—真理的價值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與荒謬同在。
有人說應該控制網際網路上的謠言，務必謹慎，併合理合法。正如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正常細胞，謠言被消滅了，真理也就跟著消失了。
真正需要強調的，是如何傳播真理的聲音。2011年《人民日報》有一個評論，“目前的中國是改革和危機搶時間”，我非常認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會上的群體事件，正從過去的不發達地區—貴州的“甕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擴散到發達地區—“廈門PX項目事件”、“東莞水污染事件”。過去媒體人強調更多的，是監督政府權力的運營、監督法律的運營等，但是現在，媒體也要強調每個公民自我的改變。社會問題不僅僅是改革的階段性產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個人都該在其中承擔責任。
十年中國：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第三個時間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的“十年”。
我很幸運地經歷了從1994年恢復關貿總協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全過程。面對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曾有無數的擔心、憂慮，但是當你走過第一個十年，並以此為節點回頭去看，就會發現大多憂慮是沒必要的。
比如汽車行業，最近三年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幅，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產量最大的國家—十年前誰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該思考的是中國下一步怎麼辦?是不是到了啟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毫無疑問，時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這兒。
我舉幾個例子。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廣東家長教育孩子經常這樣說：“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只能當公務員。”再看現在，公務員熱成了什麼樣?很多腐敗現象也正是從這裡滋生出來。山西長治環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門”，但一個家長為了幫女兒在這裡謀個職位，要掏近十二萬元行賄。這錢得多長時間才能掙回來?
可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從某些方面看，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並不是與市場經濟緊密掛靠的部門。“國考”成了“天字第一號”，比高考競爭還激烈。
還有，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明確了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也擁有了第一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我們強調私營、民營、集體、國有等企業一律平等。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做到了嗎?
眾多中小私營企業資金鍊斷裂，因為銀行出於“避險”的考慮，不願意給他們貸款。銀行貸款部門的負責人是這麼琢磨的：給國企貸款出了問題，大家一起背黑鍋;給民企貸款出了問題，就是個人的責任。可是在支撐就業方面的貢獻，民營企業早已超過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壟斷行業可以更大範圍地面向民營資本放開，但是實現不了。為什麼?屁股決定腦袋，都在考慮地方利益、部門利益。
還有關於財政收入高度集中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樣的做法是對的，集中財力幹大事，支持農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設一些落後的公共事業等。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不要為地方回補?
中央對於房地產的調控愈演愈烈，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那天“北京地王”出來，我們做了一期節目，發明了“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算”這句話。幾乎全中國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遷了，為什麼?就是要把老地賣個高價，再讓一塊沒有價值的新地，隨著市委市政府的遷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幹事。不要總認為這裡都是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財政的倒逼。是誰逼著地方搞土地財政的?將來中央跟地方的分稅要不要進行改革?
無數個改革的需求擺在面前，迫在眉睫。
還有更加敏感的問題：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
也許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為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需要理順。“十八大”之後我們要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理性問題，我們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共產黨的民主模式是什麼?我非常願意相信，有可能是黨內競爭。或許未來五到十年，會有這樣的試點：某個縣委書記或縣長，由三名共產黨員同時競爭，走民主程序。中國的民主投票權一定從黨員開始，然後再向黨外擴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願意推動國家前行的人成為黨員。
建黨九十周年的時候，總書記講話談到幾個“風險”，第一次提到這個詞—懈怠。這話值得玩味，明顯是有所指的。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鬆弛了，前行的動力不足。
同樣是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還有一個重大轉變。過去“發展”是第一要務，現在“穩定”和“發展”並列為第一要務、硬指標。圍繞這些局面和細節，我們的確要想：改革一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但我們現在是不是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對於發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扛著所謂的理想大旗走在錯誤的方向上，比不走還糟糕。
2012年的中國：繼續努力，並多些釋懷
最後一個歷史節點，就是此時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領導都要換了。美國要換了，法國要換了，俄羅斯要換了，中國也要換了。
這一年，對媒體來說挑戰很大，大家會下意識地說：“哎喲，換屆之年得小心點兒。”可是，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你把對方當朋友，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適用於人與人相處、國與國相處，稍微改一改，也適用於人與年代的相處。“你把這一年當成改革年，改革就會推進;你把這一年當成停滯年，改革就會停滯。”
還有一句歌詞，對我們這代人影響非常深遠：“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年輕時認為，當然是“我們改變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變了豈不很悲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頭再看走過的道路，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我們改變了世界，世界也改變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龍永圖告訴我：“談判是雙方妥協的藝術。”人生就是一場談判，與夢想談判，與時代談判，與身體談判，要懂得有所妥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金，又有誰可以圓滿地實現理想呢?進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個時代，所謂的終極目標，永遠無法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