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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這是在物質層面上突飛猛進的三十年，但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問題。從2009年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以來，這個國家在悄悄發生著變化，開始確立一些沒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新的改革時代開始了。
這個時候，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深不可測是什麼意思?“不可測”就是沒法用數字來衡量了，對嗎?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尊嚴?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幸福?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以人為本?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和諧社會?
深不可測，意味著不知道該怎麼做。
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看，前些年就開始強調“快”。最早的“快”誕生於“大躍進”的時候，但那個“快”不靠譜。真正的“快”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去日本訪問的時候，我看過當時的介紹。
坐在“新幹線”上，旁邊的朋友向鄧小平介紹“新幹線”的時速，他就跟沒有聽到一樣，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開口說了一句：“就感覺到快，在催人跑。”所以這個“快”字，成了中國這三十年的一個最重要的基調。
前幾年，新一代領導集體把“快”變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過幾年，出現了“又好又快”，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兩會”期間跟江蘇團聊天的時候提出來的，後來變成了文件，在當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明確。“好”和“快”的順序發生了改變。
現在的中國還是不能丟掉“快”，有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GDP增長不能連續幾年低於7%。如果低於7%，社會問題會顯性化。
我一直是這樣舉例子的：中國是一輛自行車，騎著就穩，停下就倒，“騎”跟“停”的分界線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於;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與此同時，我們顯然又在一個減速的過程中。減速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僅僅減速，其他效益沒上來，這是嚴重失誤;如果速度適當下降，環境保護、經濟轉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這是對的。
我仔細研究過十七大報告，關鍵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後半本是民主。報告用兩個章節探討民主的問題，尤其在黨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說法。
比如，在黨章修改裡面，“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沒有了。請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黨建部分有這樣一句話：將來我們的領導幹部是由黨委推薦和群眾推薦相結合，實行“票決制”。什麼意思?這都是未來有關民主的某種粗框架模式的確立。
在十七大報告裡，民主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叫“公民的有序參與”，先黨內後黨外，寫得清清楚楚。我認為媒體在傳播十七大報告的過程中是失職的，只強調了民生，幾乎沒強調民主。有關民主的報導也忽略了實現路徑。
報告前半部分有兩大主題。一大主題是強調一定要繼續改革，因為在十七大召開之前，有一種以“保護弱勢群體”為藉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騰。另外一大主題也非常重要—統籌兼顧—在報告裡列了十條，翻譯成白話就是“走平衡木”。
什麼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犧牲公平不行，犧牲效率也不行;不發展不行，發展太快不保護環境也不行;光講究效率不照顧民生也不行，光考慮國內不考慮國際也不行……這十條強調的就是尋找中間路線，把握平衡。
回頭看過去五年，這一屆領導班子的工作重點不就是“平衡”嗎?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過癮”。在環保人士看來，依然有很多保護不力的地方，不過癮;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為了環保對我們限制太多，也不過癮。
這就是這一屆領導人的宿命。歷史發展到了一個找平衡的階段，“統籌兼顧”的結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點，但也都不太滿意。
“統籌兼顧”還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轉折。意味著我們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標，向後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標轉折。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GG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應該改成“效率就是金錢，公平就是生命”。
中國的一個顯性的轉變，就是要從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轉變，但此時的中國，仍是天平兩端放著效率和公平，偏廢哪邊都不行。改革的難題全在於此。
我們現在不得不犧牲一部分的效率，因為公平的訴求太強烈了;可是徹底滿足公平、犧牲效率，顯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鐵，時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設計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著效率和效益的犧牲。但是能不降嗎?不能。“7·23”動車事故使得全社會對生命、對公平的訴求，達到了最高值，不犧牲效率過不去。
動車降速，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中國前行過程中的一則寓言，是改革這趟列車發生了事故，促使我們思考。它的背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來。總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遇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為什麼?因為勞動者權益得到相當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時，社會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價。過去，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情況下，中國和外國拼，一直拼的是勞動者超低的工資，和超高的工作時長—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在日本橫濱的港口，一個貨運公司負責人指著密密麻麻的汽車告訴我：“日本無法跟中國競爭。員工周末必須休息，所有的車都運不出去，只能停在這兒。”這句話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國人的競爭優勢變得非常具體。
歐洲很多國家，周末想買個東西都很難，商店不開門，要吃飯得去唐人街。在美國紐約也一樣，採訪到晚上9點還沒吃飯，麥當勞都打烊了，怎麼辦?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燈火通明，從餐飲到足浴到按摩，什麼都有。
我們可以認為，歐洲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2006年“世界盃”之前，我在德國待了一個月，在那兒親眼見到德國人怎麼幹活。一摞木頭，三個人搬，其中兩個人都閒著，剩下一個人操作吊車，幹了一下午還剩半摞沒搬完。德國人，在歐洲還算勤奮的。而在中國，不要說農民工兄弟，讓我自己干，估計半小時也夠了，而且根本用不著機械。這時候我知道歐洲問題大了。
歐洲的劣勢正是我們的優勢，但回到國內，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們自己的劣勢。
因此，《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相當多的人表示擔心。此時的中國，依然是效率略高於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幾年，公平的訴求就會超過效率的訴求。這也是第三個三十年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這個時候，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深不可測是什麼意思?“不可測”就是沒法用數字來衡量了，對嗎?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尊嚴?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幸福?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以人為本?請問你拿什麼數據去衡量和諧社會?
深不可測，意味著不知道該怎麼做。
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看，前些年就開始強調“快”。最早的“快”誕生於“大躍進”的時候，但那個“快”不靠譜。真正的“快”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去日本訪問的時候，我看過當時的介紹。
坐在“新幹線”上，旁邊的朋友向鄧小平介紹“新幹線”的時速，他就跟沒有聽到一樣，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開口說了一句：“就感覺到快，在催人跑。”所以這個“快”字，成了中國這三十年的一個最重要的基調。
前幾年，新一代領導集體把“快”變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過幾年，出現了“又好又快”，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兩會”期間跟江蘇團聊天的時候提出來的，後來變成了文件，在當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明確。“好”和“快”的順序發生了改變。
現在的中國還是不能丟掉“快”，有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GDP增長不能連續幾年低於7%。如果低於7%，社會問題會顯性化。
我一直是這樣舉例子的：中國是一輛自行車，騎著就穩，停下就倒，“騎”跟“停”的分界線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於;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與此同時，我們顯然又在一個減速的過程中。減速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僅僅減速，其他效益沒上來，這是嚴重失誤;如果速度適當下降，環境保護、經濟轉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這是對的。
我仔細研究過十七大報告，關鍵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後半本是民主。報告用兩個章節探討民主的問題，尤其在黨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說法。
比如，在黨章修改裡面，“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沒有了。請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黨建部分有這樣一句話：將來我們的領導幹部是由黨委推薦和群眾推薦相結合，實行“票決制”。什麼意思?這都是未來有關民主的某種粗框架模式的確立。
在十七大報告裡，民主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叫“公民的有序參與”，先黨內後黨外，寫得清清楚楚。我認為媒體在傳播十七大報告的過程中是失職的，只強調了民生，幾乎沒強調民主。有關民主的報導也忽略了實現路徑。
報告前半部分有兩大主題。一大主題是強調一定要繼續改革，因為在十七大召開之前，有一種以“保護弱勢群體”為藉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騰。另外一大主題也非常重要—統籌兼顧—在報告裡列了十條，翻譯成白話就是“走平衡木”。
什麼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犧牲公平不行，犧牲效率也不行;不發展不行，發展太快不保護環境也不行;光講究效率不照顧民生也不行，光考慮國內不考慮國際也不行……這十條強調的就是尋找中間路線，把握平衡。
回頭看過去五年，這一屆領導班子的工作重點不就是“平衡”嗎?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過癮”。在環保人士看來，依然有很多保護不力的地方，不過癮;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為了環保對我們限制太多，也不過癮。
這就是這一屆領導人的宿命。歷史發展到了一個找平衡的階段，“統籌兼顧”的結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點，但也都不太滿意。
“統籌兼顧”還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轉折。意味著我們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標，向後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標轉折。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GG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應該改成“效率就是金錢，公平就是生命”。
中國的一個顯性的轉變，就是要從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轉變，但此時的中國，仍是天平兩端放著效率和公平，偏廢哪邊都不行。改革的難題全在於此。
我們現在不得不犧牲一部分的效率，因為公平的訴求太強烈了;可是徹底滿足公平、犧牲效率，顯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鐵，時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設計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著效率和效益的犧牲。但是能不降嗎?不能。“7·23”動車事故使得全社會對生命、對公平的訴求，達到了最高值，不犧牲效率過不去。
動車降速，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中國前行過程中的一則寓言，是改革這趟列車發生了事故，促使我們思考。它的背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來。總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遇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為什麼?因為勞動者權益得到相當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時，社會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價。過去，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情況下，中國和外國拼，一直拼的是勞動者超低的工資，和超高的工作時長—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在日本橫濱的港口，一個貨運公司負責人指著密密麻麻的汽車告訴我：“日本無法跟中國競爭。員工周末必須休息，所有的車都運不出去，只能停在這兒。”這句話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國人的競爭優勢變得非常具體。
歐洲很多國家，周末想買個東西都很難，商店不開門，要吃飯得去唐人街。在美國紐約也一樣，採訪到晚上9點還沒吃飯，麥當勞都打烊了，怎麼辦?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燈火通明，從餐飲到足浴到按摩，什麼都有。
我們可以認為，歐洲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2006年“世界盃”之前，我在德國待了一個月，在那兒親眼見到德國人怎麼幹活。一摞木頭，三個人搬，其中兩個人都閒著，剩下一個人操作吊車，幹了一下午還剩半摞沒搬完。德國人，在歐洲還算勤奮的。而在中國，不要說農民工兄弟，讓我自己干，估計半小時也夠了，而且根本用不著機械。這時候我知道歐洲問題大了。
歐洲的劣勢正是我們的優勢，但回到國內，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們自己的劣勢。
因此，《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相當多的人表示擔心。此時的中國，依然是效率略高於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幾年，公平的訴求就會超過效率的訴求。這也是第三個三十年所呈現出來的東西。